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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来源:  作者:侯云灏 [字体: ]
 [关键词]实证史学;考证(考据);求真;20世纪 中国 史学

  [摘  要]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 历史 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 时代 ”,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 科学 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 社会 变革和学术 发展 对历史学的要求。

[中图分类号]K092:7  [ 文献 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7-0070-11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的 研究 ,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张书学《中国 现代 史学思潮研究》、朱政惠《史之心旅》、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论著中,[1]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一些专题论文如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等,[2]也是宏观论述的专文。对实证史学的研究,包括兰克史学、实证主义史学、考据史学以及西方史学对中国的 影响 等方面,近年来也有明显进步。比如《略论实证主义史学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异同》、《西方实证主义历史 哲学 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等论文,以及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鲍绍霖主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等著作。[3]但是,立足于西方实证史学的传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专门从实证史学的角度来宏观考察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的, 目前 尚不多见。

    实证史学思潮在中国20世纪屡屡泛起,又频频衰落。百年之中,大致经历了四次: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和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蜕变。历史学作为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分支,经历了同样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世纪初的新史学到新历史考证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如此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史学阶段中,实证史学思潮却时起时落,必有其特殊的外在需要和内在原因。具体 分析 实证史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和21世纪史学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它与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完全等同。其基本特征是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实证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事,传人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思想,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旧史学的基础上,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提出了历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初步要求。

 

  “为历史而治历史”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分别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从批判封建旧史学人手,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建设的序幕。《中国史叙论》开宗明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4]指明中国旧史是“君史”,而非“民史”。这种“君史”造成中国旧史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5]旧史学在 内容 上是“君史”,所记内容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即所谓“家谱”,是围绕封建王朝世系而展开的,属于传统 政治 史方面的内容,极而言之,主要是封建政权的兴替和转移,即梁启超所谓“相斫书”,内容比较狭窄。史书的撰写主要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文以载道”、“春秋笔法”、“劝诫”、“资治”之类。史书主要是封建帝王的“教科书”。这样的史书,与关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相距遥远。因此,梁启超说:中国史书虽发达,“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5]。因此,“史界革命”是必不能免的。

    建设新史学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就是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一一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6]不以治史为目的而为手段,必至歪曲历史,甚至为了某种主观的目的而图纂改历史。“春秋笔法”即如此,《春秋》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以主观需要来定褒贬。因此,梁启超认为:“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叙论之,使恰其本来。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6]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推重信史,又提出了良史与信史之分,认为良史是在信史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又高度称赞全谢山“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称其为“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7]

    其实,梁启超“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可以上溯到1922年,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学问应该“无所为而为”,才是真正的学问的兴趣。“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强调要“为学问而学问”、“为生活而生活”。[8]就好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要为游戏而游戏,为了玩而玩,而不是为了“体操分数”而游戏。否则,就像学生 学习 是为了毕业证书,而不是为了学问,这就不是学问的真正兴趣。这样的思想,在同年(1922)所写《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有论述:“为活动而活动,为真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9]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一种纯客观的、独立的史学研究。

    综合梁启超此期有关的论述,其“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史学要把求真放在首位,反对“文以载道”。其重点在于以史学为工具,批判附会于旧史学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批判封建主义,鼓舞民族主义,唤醒国民,以求切合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提倡科学,批判愚昧、迷信;以进化论史观为指导,建设“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

  第二,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他说:“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一一无论其为 自然 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6]要开展科学的历史研究,史料是基础,考据是关键,必须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

    第三,要以治史为目的,而不为手段;提倡客观的研究,尽量裁抑主观的成分,提倡科学的历史研究。提出历史学要遵循其自身发展 规律 之学科化的初步要求。

    在梁启超此期的史学思想中,批判封建旧史学为其核心,以“破坏”为主。其史学思想虽受到日本实证史学家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影响,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点,但与浮田和民的实证史学思想尚有很大区别。因此,所体现出的建设新史学思想只是初步的,并不系统。因为,“建设”并不是梁启超此期思考的重点。尽管如此,“新史学” 理论 却透露出了可贵的历史学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建设的初步要求和思想趋势,成为日后新历史考证学派建设近代史学的主要目标。

    “为历史而治历史”,在批判旧史学“因文见道”方面有鲜明的针对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为历史而治历史”,并不是系统的史学主张,也与梁启超本人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相违背,更不是科学的治史口号。当他系统地阐发其史学思想时,特别是在1923年经过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在倾向于反对“科学万能论”的背景下,梁氏便很快放弃了这一主张。1926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10]梁启超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出尔反尔。过去,一直认为梁启超“务广而疏,浅尝多变”[11](p311)这种解释过于表面化,无助于 问题 的解决,作为一代学人的梁启超也没有那么浅薄。其实,这一转变过程恰恰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内在矛盾:在建设近代史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求真和致用的关系问题?梁启超的转变,正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近代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在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学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认识才能逐步深化和日趋明朗。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门学科更是如此。就历史学而言,它既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更不可能是纯主观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历史而治历史”、“为学问而学问”,谁也没有那样的雅兴,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于是便有第二次实证史学思潮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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