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为何乘坐美国军舰?
东江纵队在抗战八年中，先后建立了人口约450万以上、总面积约6万多平方公里的解放区。日本投降前后，延安与东江纵队失去了电讯联络。“东纵”在华南国民党统治区处境极其艰难；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这支部队的命运。1945年在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时，为了让蒋介石接受和平建国的方针，中共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中共领导的广东武装部队撤退到华北或华东解放区。“东纵”北撤，是马歇尔将军使华调处国共冲突的一项重要成果。图5为军调部三方领导人马歇尔、张治中及周恩来的合影。数年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搞反共，马歇尔调处行动在国会横遭“通共”质疑（见图6），被列入麦卡锡的“通共”大名单里。
“东纵”北撤来之不易！国共停战令颁布之后，国民党当局公然以“剿匪”为名，疯狂向东江纵队进攻。军调部中共方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极为操心。在军调部会议上，中共多次提出，应迅速派执行小组到广东调处。国民党方极力反对，声称广东地区根本没有中共部队，没有必要往那里派执行小组。叶剑英摆事实，说“东纵”在香港沦陷之后，援助我不少港九同胞及英军战俘脱险，抢救逃难至香港的著名文化人，救助过跳伞的美国飞行员，还支援了盟军的情报工作。在证据面前，美方罗伯逊上校和马歇尔将军均表示赞成；这样，国民党委员迫不得已同意往广东派出执行小组，称为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是米勒上校，国民党方是黄维勤少校，中共方就是方方少将（见图7）。方方仓促受命上任，行前叶剑英叮嘱说：“延安与‘东纵’有半年多失去电讯联系，中央很关心，你到了广州，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上。我们要把东江纵队保存下来，撤到北方。”第八执行小组从北平飞抵广州，新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特意“招待”执行小组住到沙面岛的洋楼（现胜利宾馆），环境优雅而舒适，训令“养尊处优，好好保护”。住这里，如果要离开岛屿必须经过仅有的两三座桥，方方知道自己被监视起来了。
张发奎是北伐、抗战名将，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经营广东却很有自己打算。他在大革命时代跟共产党打过交道，叶剑英、叶挺都在他当军长的第四军任过职。有了东江纵队等几支中共部队在广东活跃，他在广州的日子就过得不会安宁。因此，他将东江纵队等中共部队视为心头之患，决心加以消灭。蒋介石也亲自给他下了密令，要他消灭中共在华南的这支游击纵队。张发奎老谋深算地玩起两面手法，表面上宴请周旋唱起和平调子，实则加紧调兵遣将，想趁执行小组与东江纵队尚未接上头的时候就歼灭他们。在沙面举行执行小组会议，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少校与张发奎同一个腔调：“经政府方面多方了解，广东地区确实不存在中共部队，有的只是一些流散土匪而已。”方方坚决反驳，历举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抗日事实。双方针锋相对。美方代表米勒上校则端坐一旁。方方来不及物色自己的英文译员，没法与米勒交流。米勒态度模棱两可，说等待你们双方争吵的结果：要是广东有共军，我们就往下讨论调处事宜；要是广东没有共军，我们就返回北平复命。
当时，东江纵队处境极为困难，纵队政委尹林平（见图9）离开部队到香港打电报给周恩来，忧虑中的周恩来接到电报才放下心来，及时回电给予秘密指示。通过民主人士同盟会老人李章达（见图10）联系及安排，在李的家宅里，方方与地下党派来的黄秋耘（见图11）接头建立了秘密联系。李章达因此一功，在解放后曾出任广东省副省长（见图12）。
由于周恩来过问，马歇尔出面，北平军调执行部终于派出美军运输机将中共电报人员送往广州。中方代表的电台投入使用后，方方与北平、重庆甚至延安的电报联系渠道终于建立起来了。“东纵”也从香港给方方派来了英语翻译，从此，方方与美方米勒上校有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方方向米勒详细介绍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纵队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情况下，抢救在香港滞留的国际友人、与英军服务团和美军第14航空队合作，是有成绩的。期间米勒也曾到过香港，从港英当局方面验证了方方讲的事实。为此，米勒在致张发奎的备忘录及向北平军调部美方反映的情况中，都公允地提及此事。经张治中给蒋介石做工作，不能因小失大，广东中共游击队走了，于我有利。蒋介石勉强同意了。经军调部督促，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张发奎只好于2月15日通知执行小组：“奉命同意”执行小组去大鹏半岛“视察”。但是，张发奎仍操纵惠州驻军第63军以“不能保证安全”给以阻挠。第8执行小组在惠州碰了钉子！
困局中，周恩来电令尹林平从香港秘密飞来重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写出中共方面关于广东问题的具体提案，作进一步谈判。1946年3月11日和18日，由周恩来安排，尹林平以华南游击队代表身分两次在曾家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关于“广东无共军”的无耻谣言，并介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在东江打内战的情形。尹林平在介绍中，出示了被抢救的英军赖特上校等一批国际友人的照片及感谢信，一份被抢救美军飞行员名单，上面列出飞行员所属部队、获营救时间等，附有照片及感谢信；这使得记者招待会开得精彩、生动，在重庆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马歇尔将军派柯艾上校拿着尹林平提供的“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名单，驱车到上清寺的驻论文联盟Www.LWlm.com华美军总部（现属重庆六中）进行验证并得到了确认。这份名单包括：
克尔中尉（Lt. Donald W. Kerr），中美联合空军第32战斗大队第3中队，1944年2月10日，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中弹着火跳伞获救；沙克上士（Slsgt. Rolerld. shoak. ）身份铜牌号1804682，射击手；勒夫哥中尉（Lt. Willian Lefkoe）身份铜牌号0741846，驾驶员兼掷弹员；拉乌日尔中尉（Lt. G. Laveerl）身份铜牌号073509，驾驶员；康利上士（Slsgt. D. Conleg）身份铜牌号84402807，炮手；艾利斯上士（Slsgt. H. Ellis）身份铜牌号（缺）。此5人属驻桂林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第117号轰炸机机组人员，1944年5月26日在袭击拜亚士湾日军运输舰时被击落，被“东纵”救助后送往桂林。
另有伊根中尉（Lt. J. Egan），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Znd. Lt. N. J. Crehan），美海军第三舰队飞行员。此二人在驾飞机袭击香港、九龙军事目标时被击落，获救后又遇日军疯狂扫荡，得到“东纵”保护在游击区生活了近两个月。
中外记者会后，经两天会谈，三方取得一致。会谈中，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了关于广东问题的备忘录，文件中详细说明了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的人数、出发港口、后勤以及美军提供军舰运送等问题，三人小组又从重庆往广州加派一个由廖承志、尹林平为中方代表的特别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皮中阚上校，美方代表是柯艾上校。由北平、重庆都派出三人小组到同一地点来调处国共冲突问题，这在军调执行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派往全国各地包括东北地区总共36个执行小组，只有广州是双重小组。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发奎再也不能回避，只好跟两个三人执行小组一起直接谈判。“东纵”司令员曾生将军也得以到广州参加谈判。曾将军是香港人，在南洋谋生过，他操流利英语直接向柯艾与米勒两上校介绍当年“东纵”营救美军飞行员的生动情节与细节，打动了两个美军上校。柯艾对米勒说：“营救过多个美军飞行员的部队，怎么能让它消失呢？”至此，美国方面对“东纵”北撤问题的态度完全明朗化了，谈判有了突破。
4月2日，东江纵队北撤协议终于在广州沙面达成，规定由美方派出三艘军舰将“东纵”主力运到山东中共根据地。
东江纵队北撤各部队在限定登舰日期前两天即6月23日之前，先后到达葵涌；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八执行小组也在此前到达，以监护“东纵”北撤主力部队登船。岂料这时竟半途骤然生出大波折！美方突然电报：因途中遭台风袭击，三艘登陆舰将延误到达。这就使高度密集在葵涌的东江纵队主力，一下子处于紧急危险状态之中！背面是大海，三面是国民党军队。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司令部的中共秘密党员杨应彬、左洪涛（见图14），紧急关头送出火急情报：广州行营密令其参谋处抓紧绘制包围进攻王母圩、葵涌的路线图，其参谋长得意地说：“中国有两句成语，一是‘瓮中捉鳖’，一是‘一网打尽’，都将在这次应了！”
方方、曾生获情报，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一方面立即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向三人军事小组与军调部及时揭露国民党阴谋，并争取国内外舆论予以谴责。曾生、尹林平指挥部队作了最坏应对打算，在大鹏半岛作应战准备，占领各高点，构筑工事，布置情报网，设置地雷区，并与港英当局取得联系，英方承诺可以从海上掩护“东纵”向香港新界撤退。
米勒上校处事还比较公允，也担心如果真发生类似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悲剧，他作为执行小组的召集人也脱不了责任，于是同意以第八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广州行营发出急电，要求张发奎在美国舰船尚未到达大鹏湾的等候期间，等船的中共广东武装人员之安全应予以确实保证：在未接到第八执行小组关于中共武装人员已经登船启航的通知之前，政府军不得越过已经商定的军事分界线。米勒上校及时使用电台与前来执行任务的美舰联络。国民党当局惧于各方压力，最后还是没敢实行“瓮中捉鳖”计划。
6月29日中午时分，大鹏湾海面上终于出现三艘美军登陆舰。曾生将望远镜递给方方，方方又转递给米勒，让米勒先看。米勒在望远镜光圈里看到了舰上的星条旗，悬着的心落下来了，高兴地大喊：“Ok！Ok！Active！（好！好！来了！）”
如今，当地在“东纵”北撤旧址建立了“‘东纵’北撤公园”，有“东纵”北撤纪念亭、登舰处等旅游热点景观（见图15、16）。笔者曾随游人到此参观海，回顾历史，心如潮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