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选择

　　由于东欧国家的 经济 发展 比较落后，又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所以，为了尽快恢复经济，调动 社会 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各国新政权成立后在对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大 工业 、银行、 交通 和矿产等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保留了非垄断性资本主义 企业 和个体经济，允许它们朝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在农业方而，没有照搬苏联搞集体化的经验，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的实施都是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哥穆尔卡强凋，是否提出实行集体化的口号，要看是否已出现有助于实行土地公有制发展的形势。任何强迫集体化的做法对真正的集体化思想来说都是有害的。　　第三，人民民主道路是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俄国社会 政治 制度的改变是经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东欧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则通过和平民主的途径得以实现。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走的是和平的道路，而在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并且有苏联这一强有力的支柱的情况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更没必要经历暴力流血冲突。这足人民民主道路与苏联式革命道路的重要区别。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其发展前景必然是社会主义。但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东欧各国尚不具备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领导人民完成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然后稳步地、分阶段地、和平地、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这个过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 历史 时期，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不能人为地缩短人民民主阶段。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二战后初期东欧国家的民族化道路只是一种初步尝试，有许多重大的 理论 和实践 问题 有待进一步解决。然而。民族化道路毕竟是东欧各国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模式的极具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尝试。对这一道路的探索，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次否定，是 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飞跃。这种探索不仅充分考虑了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而且反映了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和经济发展要求，得到了其他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因而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当东欧各国党和人民满怀信心地沿着民族化道路前进时，1948年前后，东欧国家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在冷战爆发的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要求东欧各国加速革命进程，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各国党内反对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和派别占了上风，具有开创意义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不幸夭折。毫无疑问，这不仅是东欧国家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三、十月革命道路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
　　
　　东欧国家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由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再次成为党内外广泛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各国党内的改革派重提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这一命题，不过，民族化道路所关涉的主题已不再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改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问题了。
　　东欧各国党内的改革派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东欧国家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迫于外在压力移植了苏联模式。工人们抗议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为此，他们重新论证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化道路问题。被重新推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哥穆尔卡指出：“在社会主义中永远不变的东西就是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能够是而却也的确是不同的。它们是由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决定的……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的重新论证为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东欧国家的政界和学界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 研究 呈现出空前兴旺的局面。改革派理论家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 分析 批判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和实践，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改革的客观必然性。总的来看，改革理论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外因论”或“异类论”，把商品货币关系纳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之中；二是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矛盾问题及信息流动问题等方面人手论证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向市场方向发展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改革理论家们设计了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种种“理想模式”、如布鲁斯的“含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涅尔什·雷热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模式、考斯塔的“计划一市场模式”、奥塔·锡克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泽林斯基的“管理程式模式”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东欧国家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进行了一次次市场取向的改革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国家还曾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改革模式，如匈牙利模式、波兰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等。尤其是匈牙利在1968～1972年进行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被称为改革的“黄金年代”。
　　然而，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并未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未能消除后者存在的种种痼疾。导致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旧体制的巨大惯性和保守势力的阻挠。社会主义改革是对传统的体制、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及传统的社会关系的一次重大革命，它必然会触动某些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党内和党外、上层和下层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和严重阻挠。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各国的移植，不仅在一些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器，而且也造就了维持这一机器的巨大保守势力。“他们强烈反对可能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控制的方式构成危害的任何改革。他们通过党的机构努力限制社会和经济变革进程的方向和步伐。”波兰著名经济学家、1956～1958年经济改革的设计人之一布鲁斯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害怕改革有可能对专制政治和最高当局的专横施加某种限制”，实际上是许多党和政府官员的一种普遍心态。纵观东欧国家几十年的改革进程，人们不难发现，旧的管理体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以及党内外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阻挠和反对，构成了改革的巨大制约因素。
　　第二，改革的思想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在事关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受到传统理论的束缚。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从深层次上认识这一体制的弊病，即分析该体制赖以产生的环境、条件和思想根源，从而在思想认识上与旧体制彻底决裂，在此基础上，探索改革旧体制的根本出路。然而，考察东欧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是主流派改革理论家，其思想认识并未达到这种水平。他们只是感到旧体制在本国行不通，但并未在思想上彻底脱离旧体制和旧观念的窠臼。因此，东欧国家进行的改革也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而只是在旧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极为有限的改革。这突出反映在两方面：一是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市场机制被确定的工具地位，决定了它必然处处受制于中央计划。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必然是所谓“有限市场取向”的改革。因为，“行政机构对市场过程干预的频率和强度具有一定的临界值。如果超过这些临界值，那么市场就会被行政规定所削弱和支配”。二是绕过所有制问题而进行经济改革成为东欧国家几十年改革进程的特征。谁提出对所有制进行重大改革，便被视为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统治地位而受到责罚。因此，所有制改革问题成为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禁区。然而，所有制关系的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建立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形成新的财政利益关系，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企图绕开所有制问题而进行改革是绝对难以成功的。可以说，改革思想理论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事实上注定了改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第三，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改革采取怀疑甚至反对态度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探索。苏联把在俄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和凝固化，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惟一正确的选择，不仅阻挠二战后初期东欧国家进行民族化道路的探索，而且在该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反对东欧国家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虽然公开表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别国”，但事实上，苏共并未放弃其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立场。由于担心改革会使东欧国家偏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威胁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因此，苏联始终对东欧各国的改革施加种种压力。60年代初，苏联由于本国搞改革而默许东欧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决不允许这种改革试验超过必要的限度。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力图“全面恢复正统观念”，为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极力限制东欧各国的主权，压制这些国家进行的改革，甚至不惜诉诸武力。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杜布切克政权颇有希望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就是最突出的例证。毫无疑问，苏联对于传统观念及模式的坚守以及对东欧国家改革的压制和打击，严重制约了东欧国家以寻求社会主义民族化道路为方向的改革探索，这也是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lwl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