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已是时代所趋。不论各方对民主的理解、评价有何不同，但中国肯定要发展民主，已是普遍共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应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发展民主？对此，各方众说纷纭、分歧较大。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记者就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应发展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发展现代民主、如何认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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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李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同时也走过一些弯路。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既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也要认真反思党所走过的弯路，以史为鉴。但是，在反思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例如，在民主的问题上，有些人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一直不重视民主，仅把民主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甚至还破坏民主。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君如：我们讨论问题不能离开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诞生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救亡和民族发展问题摆在国人的面前，但是怎么解决民族救亡和民族发展难题呢？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康梁维新变法，再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没有成功。这时候国人开始反思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反思的结果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启蒙，就是民主和科学的启蒙。那么，民主怎么实现？有各种方式，但其他方式试验后都失败了，最后的出路就是走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道路。那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背景来看，这个党是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党。我们只要读一读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当年发表的文章，看一看他们当年为民主而奋斗的激情，就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同民主的关系了。这是历史，西方人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
　　我们这个党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在中国用民主来取代专制，用科学来取代愚昧。后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第一步要解决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就要举起民族革命的旗帜；反对封建主义，就要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举起这两面旗帜，也就是要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后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革命根据地先于全国实行民主，这就是在政治上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在经济上通过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论是美国的外交官、军事顾问，还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到了延安一看，就发现延安政府是民主政府，而重庆政府是专制政府。这段历史同样不能忘记。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实现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也在为真正实现民主而奋斗。但是，在革命取得胜利、党全面执政后，为什么会出现一系列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等违背民主的错误呢？
　　李君如：这个问题不是用几句话就能够讲清楚的。这里有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家长制、官僚主义传统的影响，也有领导人违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等因素。但是有一点是我们过去缺少研究的，这就是同共产党执政后没有及时从革命民主向现代民主转型有关。前面讲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主，我称之为革命民主。什么叫革命民主呢？就是通过革命斗争即群众阶级斗争，乃至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这不是民主吗？当然是民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通过这样的革命民主让中国人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实行新的民主，但我们党在民主探索中犯了错误。有些人据此认为我们党是“反民主”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比如反右斗争扩大化，我们犯了错误。但如果你仔细地考察这个错误发生的过程，就可以注意到开始时共产党是想通过开门整风的形式，听取群众包括民主人士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触及到党的领导和国家根本制度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决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来反击右派的进攻。当时有一篇社论的题目就是《工人说话了》。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还是在继续延用过去革命民主的形式和做法，即群众阶级斗争的形式来推进民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的群众专政，就是让群众都起来造反，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把你所反对的人打倒。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就是他的理想追求，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直接民主。但是这种做法最后导致无政府状态乃至内战，而且出现了一个悖论：当他动员成亿的老百姓起来和自己的政权机构作斗争的时候，他无形之中就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神，这就形成了个人崇拜。现在我们讲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往往没意识到这个晚年错误恰恰是在“大民主”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在中世纪神学那种黑暗的专制统治下产生的。中世纪神学是对老百姓的统治，毛泽东则是要把老百姓都解放出来，那么他错误的症结在哪里呢？症结就在于他把过去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革命民主，即过去用来对付敌人的群众阶级斗争办法，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了，他犯了这个错误。
　　记者：那么，您认为现代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呢？中国共产党在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应向什么方向努力呢？
　　李君如：邓小平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而且，邓小平还做了一件现在许多人都不大讲的大事，这就是从宪法中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民主。把这“四大民主”写进宪法和从宪法中取消，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什么样的民主的不同主张。我认为，邓小平是在总结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的历史教训后，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民主意识。现代民主即和平建设时期的民主，是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让民众上街游行推翻现政府来实现的。民主在革命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以民主法治为内涵的现代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不是那种鼓励群众上街去搞街头政治的民主，也不是搞群众阶级斗争的民主，而是能够使所有的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四权，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所以，从邓小平提出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到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再到胡锦涛提出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实现“四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目前民主发展的轨迹，而且这个轨迹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找到了中国发展民主的正确轨迹，接下来还有一个民主的实现形式的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党主要在探索两种民主的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就是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过程中，在保障公民更多的政治参与的前提下，探索如何用这两种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现代民主的要求，探索怎么样使选举民主在法律的框架下逐步完善，怎么样使协商民主按照我们的国情逐步健全。如果这样做，我想中国的民主可以给人一种新的希望。而且我可以断言，一旦这种民主搞成功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将是一个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