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跟据学者王宁的 分析 ，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后期是 现代 主义在 中国 的第一次浪潮[1]。当时在诗歌上的 艺术 探讨，最主要得力于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作家群[2]。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诗歌艺术所 影响 ，从而对本身的创作加以模仿以至接受，并作进一步的创作。这群诗人中，卞之琳正是当中较特别的一位。事实上，他既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诗歌创作，并有一种选择性的接受过程，从而吸收当中的养份来转化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本文将会以此作一个讨论。
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份，首先将会对本文所指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其次再解释「接受」和「转化」两个概念和关系，接着再分析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最后在他的诗歌中，选取三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及讨论，务求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过程。
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界定
对于何谓「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范畴，一直以来的讨论也十分炽热。例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倾向和精神，现代主义和创作 方法 跟美学有密切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而在中国较为著名的两种意见发表人正是王宁教授和袁可嘉先生。
以时间上来说，袁可嘉先生是中国较早 研究 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学思潮，「是一个包括象征意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而就诗学来说，象征意义、表现主义和意象主义是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东西。总括来说，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可以用「五国六主义」来括概。
可是，另一位学者王宁教授却并不认同袁可嘉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具有两种含义，即是指宽泛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挑战传统文学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另一种含义由他对外国的研究中所研发，例如在《现代主义：1890-1930年》一书中，已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了一种 历史 现象，王宁便从中认为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作为文学运动和思潮」，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诸多流派所组合成的结合体。[4]
综合而言，笔者 总结 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认为现代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在狭义来说，它指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文学思潮运动。在广义来说，则指一种反抗传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这一些创作原则，既有属于象征主义的，亦有属于意象主义的。笔者并不赞同它们被视为一个如袁可嘉所指的「流派的总称」，因为每一种主义的文艺观未必相同，例如未来主义者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但另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叶慈等却具有重视传统的一面。此外，据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历史亦不能接受，因为普遍大众和学者已将「现代主义」注入一种史学以外的美学讨论，不能令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本身极具复杂性，难以作出如 科学 化的解释，而笔者在本文中，综合袁可嘉和王宁的观点，作出取舍，以定一个可以讨论的框架，以广泛的现代主义来说明。
三、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关系
在文学上，所谓的「接受」(reception)，其实有数个方面的指涉，而现在则指一个作家如何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重点放在「接受者」(即是
作家)对文本(Text)的诠释和产生出的创造性意义。而这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并非每一个接受者也会相同，它是受到接受者的「接受屏幕」[5]所影响，所以同一样东西，来自不同的 社会 及文化背景的甲和乙所接受到的东西也会不相同。
另外，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即是指一个作家在吸收另外一个作品或文学体系的影响后，从而化用在本身的文学创作上。这一种的创作在背后已有作者主观的文艺价值取向，使到被影响而创作的东西在艺术取向上和原本的东西有所分别，这正是作者经过艺术选择之下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接受」和「转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作定受到某一种文艺所影响，而他会根据本身的「接受屏幕」来选择接受那些东西。当他选择后，他便会将那种被选取的艺术取向融入自己本身的创作之中，并作出必要的消化变形(appropriation)[6]，再创造出另外一种艺术特色出来，这一个由吸纳到再创造的过程，有助继承和 发展 原来的特点。
当时，西方象征主义[7]的诗歌艺术对卞之琳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亦对象征主义有所接受，并且从一个接受到转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性诗歌风。卞之琳最初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已经对象征主义「一见如故」，并谓自己的诗乃是有意仿照魏尔伦[8]。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钟情，一来由于他的老师梁宗岱的影响[9]，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象征主义的题材取向和艺术形式和卞之琳本身的诗歌风格取向有接合的地方，从而发挥象征主义的内在涵意丰富的特点，提炼成一种知性上的关注，深化作品内 内容 ，达至意象和意义的配合的内在意义。
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根据本身需要来选择接受的地方，由早期借鉴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诗法，以至到后期向后期象征诗人如雷里瓦等人 学习 ，再 应用 在他的创作上，可见他的接受是有取舍的。卞之琳避免象征主义晦涩难懂的风格，受本身文化影响，形成一种清新的文字风格，意象的选择亦避免艰深，以反映内在精神世界为标准。而在题材上，卞之琳亦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智性取向有所选择和转化，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增强新诗的理趣，注入哲理性的沈思，表现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演化入自己的作品里，中西诗学得到融合。
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并不如一些学者如袁可嘉所言，仅是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融合古化欧，其实当中是涉及一种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并非全部接纳，反而，保留本身的优点，并向西方学习，形成卞诗的独特风格。否则，若如李金发般，只一味全盘接收象征主义的形式，只会得出一种失去诗味的东西出来，叫人难涩难明。
四、文本分析部份
接着，笔者将会选择三首卞之琳的著名诗作，作文品细读式的分析，从而体现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转化，再创造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三首作品分别是〈长途〉、〈断章〉和〈白螺壳〉[10]。选择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三首普遍可以代表卞之琳的两个创作时期的特色，由最初接受魏尔伦到最后接受瓦雷里等人的后期象征主义特色。
1.〈长途〉的尝试
〈长途〉是一首属于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他接受象征主义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代，而〈长途〉则写于1931年。袁可嘉认为这首诗「有意模仿魏尔伦的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11]。卞之琳亦指写蝉的诗句是受瓦雷里启发[12]。在内容上，诗中透过一连串意象的营造，用「旷野」、「蝉声」、「太阳」和「杨柳」等刻划一个灰色调的城市画面，从而把城市描述成一片死气沉沉，这首诗无论在主题的取向，以及艺术形式的安排，明显受当时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子。可是就艺术有价值而言，它的成就并不高，诗作品的歧义性(ambiguity)并不高，反而较为单一。另外，整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张力(tension)亦不足够，大大减低它的可读性，反而因为意象之间的普通化和简单化，使这一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虽然〈长途〉只是徒具象征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一个尝试却有助诗人的发崛，使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