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首先要了解它的 哲学 ；考察这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存在状态，则需要读它的诗。千百年来，在每个 历史 时期，诗歌总能最先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是 时代 的回声、 社会 的倒影、心灵的映象。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当代诗歌曾以大无畏的挑战姿态，对传统的秩序与规则进行了坚决的颠覆与反叛。在之后的将近20年中，诗歌似乎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低谷，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诗人甚至变成了嘲笑讽刺的对象。对于一个走向富裕的国家来说，有人开始忧虑：民族精神正面临着消解与软化的危险。
然而，就在5·12大地震发生之后，诗歌爆发出了强盛的创造力，撼动着人们的神经，振奋着民族精神。在所有文学形态都相对沉寂的今天，诗歌突然火爆，这是偶然还是必然？诗人，又以怎样的姿态存在着？
中国 最大的诗歌文学刊物《诗刊》的主编叶延滨、编辑部主任林莽，亲身经历了中国诗歌30年来的成长历程，他们参与着30年诗歌的 发展 ，当然也目睹了人们对于诗歌30年来发展的认识存在着某些误解和盲点。
上世纪70年代末最先呼应改革开放
胡兆燕：诗人总是得社会变革风气之先，诗歌是时代风潮的晴雨表，能否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诗歌界的情况？
叶延滨：“文化大革命”10年间，诗歌和诗人同广大中国人民一道蒙受了空前的劫难，在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人们抒发了久埋于心中的真实情感，打破了文革造成的思想禁锢，引起了整个民族的觉醒和呐喊。
文学 艺术 上最先呼应改革开放潮流的应该说就是诗歌。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许多沉寂多年的诗人，像艾青、牛汉、绿原、曾卓等一大批带有现实主义冲击力量的诗人重返诗坛，他们和巴金提出的说真话是一个潮流，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恢复了直面现实、抒发真情的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林 莽：这一部分人被称为“归来者”，他们是建国后因 政治 或艺术趣味原因而淡出诗坛最后又因政治“解冻”而“复出”诗坛的中老年诗人。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生命经验，改革开放后开始爆发，虽然没有产生什么轰动事件，但是对诗歌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胡兆燕：诗坛上后来产生了哪些新生力量？
叶延滨：1978年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舒婷、顾城、芒克等年轻诗人以文交友，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流派，但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一事件成为了新诗潮的导火索，鼓励、激发了上世纪80年代诗人们进行艺术革新的创造冲动，在青年当中 影响 广泛。
后来有人写了批评文章，题为《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派因此得名。此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之鼓吹呐喊，提倡要打破禁锢，建立新的美学观念。诗歌第一次面临了艺术发展上的困境，“朦胧诗”的崛起一直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但是这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文革”后年轻人受到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对社会有自己的认知，积极探索一些新的艺术方式，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影响深远。
林 莽：除了“归来者”和“朦胧派”，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产生了一大群被称作“青年诗人”的作者，他们和朦胧诗人的年龄差不多，但他们的表现方式既结合了老诗人的一些 方法 ，也结合了一些新的 内容 ，这一群体在精神血脉上与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联系更为醒目，成为诗歌的中坚力量。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叶文福、傅天琳、周涛、张烨、韩作荣等人。这三个群体将中国诗歌推向了繁盛。
胡兆燕：在我的记忆中，在上世纪80年代，读诗写诗的文学青年到处可见，无论谁都能说出几个诗人的名字，像舒婷、北岛、顾城……耳熟能详。
叶延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人们对诗歌的激情被彻底释放了，诗歌是最受人欢迎的文学样式，无人不谈诗，诗人十分引人注目，当时的《诗刊》发行有几十万份。
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即“第一届青春诗会”。体制内的主流诗刊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青年人，诗坛前辈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李瑛、蔡其矫等到会授课，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亲自辅导，为与会的青年诗人修改作品。这次诗会的成果在《诗刊》1980年10月号以“青春诗会专号”发表，轰动诗坛，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坛揭开了青春篇章。一些年轻诗人，舒婷、顾城、江河，还有来自底层的知青，包括我自己，受到主流媒体邀请。一群被关注、被争论的青年诗人与中国最知名的专家学者们走到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如此民主气氛的出现无异于点燃了一枚炸弹，顿时引起了轰动。这不仅说明，体制内主流诗刊比以前要开明得多，从一定程度上还显示出禁锢、保守、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宽容、民主的对话、理解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