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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文献综述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张秀霞 [字体: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文献综述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一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分不开的。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首先要弄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提出、消失、再提出”的历史命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有不少学者开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分别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掀起高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次提出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首次提出问题,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许兴全的《全面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罗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8命题还是36命题》、王诚宏《也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张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演变》等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总结党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的产物。目前,学术界认可度高的当属第一种观点,我也认为如此,虽然之前张闻天、李大钊等人也谈论过类似的观点,但那毕竟属于一个酝酿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并且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概念(下文中也会以第一种观点为界定来研究此问题)。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曲折历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与中国的实践、历史、文化相结合并不是偶然的。同时,毛泽东能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此命题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许全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李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历史轨迹中的认识因素》、王诚宏《也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提出》等文章中,作者是以中国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为脉络来阐述其曲折历程。在史正宪、刘沁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产生》、陈志宏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针对性》、胡振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等文章中,作者则是从该命题的初期萌芽、理论准备、实践基础、思想文化氛围和组织保障等诸方面全面而又系统的说明该命题提出的曲折历程。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中国经历了“提出、消灭、再提出”的历史命运,周全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消灭、及重提》一文中对该命题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后来消失与复出的原因做了全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
  (1)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该命题内涵的阐述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
  (2)后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的解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多种表述,如师金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涵义》中概括为:一是要坚持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二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三是要具有民族特色;四是要有新的理论成果;五是要体现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论。胡振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现实化、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面来理解,而我们应该着重从马克思主义要具有实践性、民族性和发展性这三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首次提出的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首次提出的背景有大量的研究,他们的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仅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视角来阐述;而另一种则是在前一种的基础上增加了其文化背景。
  陈志宏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针对性》一文中坚持第一种观点,他指出: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一是针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针对我们党实现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的重大转变;三是针对我们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普遍深入。刘海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必然性有三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中共的理论创新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改变;中国革命早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累;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与王明的右倾错误。而张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演变》中写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产物。这种观点曾一度被学术界接受和认可,并大量的引用。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仅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视角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忽视了它的文化背景。这种理解上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理解上的偏颇。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许兴全于2008年先后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文中作者提供了若干为人忽视的重要史料,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之后,他的观点被大家所接受并大量引用。2010年,王先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学理探析》一文中将五四以后知识界逐步形成的学术“中国化”的共识以及当时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化”问题的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学理基础。余品华在《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原因和契机》中指出在30年代中期复起的“中国化”与“世界化”之争,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另一文化铺垫。2015年,吴建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探析》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革命的斗争需要,也有其思想认识的渊源,思想界对“中国化”的阐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思想氛围。因此,至目前为止,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更全面、更系统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背景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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