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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来源:中国论文联盟  作者:常德荣 [字体: ]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内容提要 到南宋中后期,理学的学理建构趋于停滞,理学家全面展开了“躬行”,将学思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从而引发理学世俗化倾向。理学诗人群形成于南宋中后期,就是理学世俗化的直接结果。理学诗人与江湖诗人的交互联动,构成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体,其背景和动因也是理学世俗化。理学世俗化还影响着“宋调”之流变,一方面理学诗人的创作弥补了江湖诗歌之不足,承续了“宋调”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在世俗化大潮中,理学完成了对诗歌的全面渗透,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理学思想自形成之时起,便与诗歌发生了种种联系。无论是程颐的“闲言语”之贬,还是邵雍的“自乐”、“自得”之作,都表明诗是理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之物。理学对整个宋诗的影响,在大多数时间里并非因与果的直接连带。但南宋中后期理学的世俗化使这一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变得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当时的诗人群体联动及“宋调”之流变,无不受理学世俗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专属于当今学人所关注的江湖诗人,而是凝铸为南宋中后期诗坛状貌的“塑造者”。
  
  一 南宋中后期理学世俗化
  
  孝宗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各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同时涌现,理学思想获得空前发展,学理上的建构日臻完善。随着张拭、吕祖谦的去世,“湖湘学派”与“婺州学派”后继乏人,相继凋零。此后,“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其中尤以朱学为盛。朱、陆在世之时,理学便成为社会上的“显学”,影响在逐步扩大。南宋中期尽管爆发了“庆元党禁”,理学家在仕途上受到很大排挤,但这并未对理学的传播产生太大阻力。党禁中对理学的打击并未完全奏效。如庆元三年(1197)二月,朝廷曾下诏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为“伪学之党”,并在科举考试时“策问伪学”。考生张泳有志于濂洛之学,对策“诋排异端,力主朱子正学”。党禁期间,士人对理学的学习、对理学家的倾慕也未被遏止。如张渭在《宋元学案》中分别被列入“慈湖学案”和“东莱学案”。根据杨简《铭张渭叔墓》的记载,张渭接受陆氏心学正是在“党禁”方炙之时,而且“不远数百里”来从学。党禁之后,理学传播风起云涌,其势更加不可阻挡。嘉定时期,宁宗在理学家的一再请求下,先后赐予理学宗师谥号,加以追认旌扬。理宗更是公开嘉奖理学,在淳佑元年(1241)的诏书中,对程朱之学作了公开认可,最终促成了理学对朝野思想之流贯。
  但理学的广布并没有带来学术繁荣,相反理学的学理建构已趋于停滞。朱熹弟子众多,南宋中后期影响较著者有黄榦、陈淳、魏了翁、真德秀、“金华四先生”及黄震等。但这些朱门后人在学术上光大之功有余,开拓之力不足。王夫之指出:“朱子没,而嗣其传者无一人,是可为长太息者也!”陆学曾兴盛一时,成为南宋中后期唯一能够与朱学相抗衡的学派。由陈淳《与陈寺丞师复》、陈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可知,兴起于江右的象山之学,嘉定时期已经在江左十分兴盛。陆学的继承者,无论是“槐堂诸儒”,还是“甬上四先生”,同样没有在心性之学上有所创获。而且陆学在取得短暂“辉煌”之后,很快便被朱学“消解”,故黄震说:“今未百年,其说(陆学)已泯然无闻。”南宋中后期理学家虽未能在学理建构上有所建树,但他们却全面展开了“躬行”,将理学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对此明人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南宋中后期理学家多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如李燔因史弥远废皇子竑事罢归。此后,“自惟居闲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洪咨夔于朝”。他所荐举的这些人,除叶宰的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一人的理学渊源均很清晰。此期众多理学家官居高位,这为理学向政治辐射提供了保障。如真德秀曾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其在朝之日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政事管理之中。又如曾任左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等职的郑寀,他对义理的体认“每于谏书、讲卷发之”,皇帝对他的讲解也甚为满意,认为他“议论忠实切至”。又,此时不少理学家能将政治理想融贯到学术著述之中。如理宗“端平更化”之时,将真德秀召入朝,希望他能扭转国家的衰退之势。而真德秀入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大学衍义》。这看似迂腐的作为,恰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大学衍义》乃有为而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一旨趣在真氏《西山读书记》、《政经》等书中也有体现。
  此时理学家的“躬行”还表现为,将学术思想向日常生活和道德人生推进。欧阳守道说:“某杜门穷居,常深有感于当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类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类所依以生者圣贤。而圣贤所以生人类、立天地,依于人心之理义。”既然理义是立天地、生人类的依据,则躬行理义就可以通古今、知来者。如此,士人可以通过研习理义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并实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因而,理义和科举相比,前者的意义更为远大。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大量专心于理学而放弃科举的士人,如南康府的周谟、余宗杰、李辉、刘贲,“四人同学于文公门,并有时名,不慕仕进”。又如詹廷坚:“从诸老游,根源伊洛……每曰:‘正心诚意,吾性所当尽也。修身齐家,吾身所当践也。科举可为吾累乎?’”又有徐子仪,将理学的要义用之于现实,不以“穷达易其志”,能够“事亲孝,为兄友,处族义,与乡和”,使“乡里称善人”。徐氏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理学深入民间、深入人心的表现。这种将理学落实到现实生活,自然迎合了下层社会的需要。如“乡先生”周允成在家乡从事教学活动,极大促进了理学在当地的传播。其生徒达数百人之多,其中“成人者不可胜计”。其授徒讲学实为理学思想向生活、向人生落实的重要方式。除了教学之外,周氏还整理天文地理、阴阳杂技、医学卜筮、稗官小说等书籍,这类书籍虽属民间日用,但周氏认为它们“有合于道”。理学家在乡里的学术活动无疑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步骤。其讲学、授徒、著述和道德示范,无不使理学思想深入民间,取得了“化俗乡里”的效果。众多理学家以身作则,对民间盛行的佛事加以抵制。如陈淳“顺亲有道,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谕父以理,屏去不用”;周允成临终之时告诫子孙说:“吾平生圣经贤传,心体躬行,自觉超逾释老。归尽之日,谨勿信地狱之说而作佛事,丧礼一从古制。”
  为了更有效地将理学向现实生活推进,必然要设立特定的形式。其实早在朱熹生前,理学便出现了形式化倾向。朱熹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高度程式化。朱熹之后,理学的形式化越来越严重。如王柏“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黄灏“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李燔“被服布素,虽贵不易”;李方子“危坐竟日,未始倾侧”,这些理学家都以特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对民间社会施加影响。
  理学形式化日益流行,必然会引发理学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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