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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经世名儒: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

来源:中国论文联盟  作者:姜淑红 [字体: ]

理学经世名儒: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

 摘要:晚清时期,明末清初湖南学者王船山的学说,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传播,它从不为人知到影响渐大并扩至全国。这并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涉及到晚清时期湖湘士人希图藉其以扶持名教、砥砺世风问题,还涉及到湘人用以提高湖湘文化地位和增强文化自信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分析甲午战前湖湘士人与船山形象建构来透视上述问题,并反映晚清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船山;理学经世:甲午战争;湖湘士人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2-0039-03
  
  晚清时期,明末清初湖南学者王船山的学说,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传播,自道光之际邓显鹤编辑刊刻《船山遗书》、同治年间曾国藩兄弟开巨资重刻《船山遗书》到清光绪三十四年船山从祀文庙,船山学说从不为人知到影响渐大并扩至全国。
  王闿运在《邗江王氏族谱序》中叙述了船山学说被湖湘士人挖掘和传播的历程:
  船山祖籍维扬,本勋华世胄,遭明社鼎沸,避世隐居,乡人无闻知者。至道光时,始得邓南村表彰之,……而船山始显。江南人士好博通,见而信好之,以匹顾亭林。……国荃出两万金,开局金陵,尽搜船山遗书,除有避忌者,悉刻之,于是王学大行。
  郭嵩焘尤好之,建思贤讲舍于省城,祀船山,又请于朝,谓宜从祀文庙,议格不行。及入为兵部侍郎,再请之,礼部依例行文,衡阳始祀之乡贤,继则从祀孔子。
  船山之学作为历史资源,在晚清时期被湖湘士人重新挖掘,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从船山之学被湖湘士人挖掘之始,船山就不再是历史上的船山,其形象被多次阐释和改造。以甲午战争为界标,船山形象开始在湖湘士人乃至全国间发生微妙变化。正如王闽运在《邗江王氏族谱序》中记载的那样,甲午战前,船山主要以湖南乡贤、理学名儒形象存在,甲午战后。“凡论种族者皆依托船山”。
  王船山从默默无闻到理学经世名儒,这并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涉及到晚清时期湖湘士人希图藉其以扶持名教、砥砺世风问题,还涉及到湘人用以提高湖湘文化地位和增强文化自信问题。笔者将从甲午战争语境下湖湘士人第二次请祀王船山从祀文庙活动的文本分析人手,分析甲午战前船山形象建构,透视晚清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
  
  (一)
  
  光绪二十年十月,甲午战争爆发已有四个月,数月中清军在海上、陆上一败涂地,黄海大战中北洋水师遭受重创,辽东战役中又失陷大连、旅顺等,日军却步步紧逼,又计划进攻威海卫,情势十分危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两湖士绅开始了第二次请船山从祀文庙的活动。这次请祀由两湖书院肄业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合词请湖北学政代为呈请:
  我朝重道崇儒,凡有功圣教未曾衬餐文庙者,历经奏准从祀。而学行纯备、博大渊微如衡阳王夫之,不登两庑,实为缺典。……夫之乃能远绍绝业,注《正蒙》数万言,发明张子论仁之旨,以明人伦,以察庶物,而合于《西铭》所谓同胞同与者八百余年,继横渠者夫之一人而已。
  这次请祀王船山活动,虽然由湖北学政出面,但是幕后主持者仍以湖南人为主。湖湘士人认为船山继承了张载学说之续脉,而将其塑造成为发扬张载学说的理学名儒。官吏在请祀文庙时,往往要揣摩上意,使其请祀对象符合朝廷所定标准,而咸丰十年从祀文庙章程中有“凡请从祀文庙者,必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因此,这次请祀活动不仅着力塑造船山“理学名儒”形象,而且对于船山传播理学的贡献描述的更加细化和具体,“皆为后儒导厥先路,其尤邃者,如《大学衍》、《中庸衍》,则宗朱子而黜异说,《周易内外传》则斥附会而演真诠,《读四书大全说》有申《集注》者,有补《集注》者,则极深研几以求合乎孔孟之道。”
  湖湘士人抓住在大危机背景下,国家亟需忠君救世之楷模,进一步塑造船山“经世之儒”形象:
  又经世之书也。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同以经学开风气之先,而夫之所著尤多且粹,其学问赅备也。……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遗书者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屋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辨之綦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今者海疆有事,异教潜兴,补救之方,惟在培养人材,出膺艰巨则奖真儒而昭崇报,使天下咸晓然于圣学之体用,固有如是之兼赅者,以正人心以扶士气,当今急务。无过于此。
  他们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湘军创立的“湘军神话”,是得力于对船山精神的传扬。在“海疆有事,异教潜兴”的危难之际,湖湘士人希望船山能够从祀文庙,成为国家正统儒学偶像,以此熏染全国人心和士气。并鼓舞湘人再创“湘军神话”。
  
  (二)
  
  湘军素以曾国藩的经世理学治军。道光以后,原来被讥笑为空疏无用的理学,以新特点呈复兴之势,此新特点就是理学与经世致用的结合,曾国藩的经世理学非常突出。曾国藩发展了桐城派“文以载道”的经世主张,将义理、考据、辞章的立意扩展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在这里,义理和经济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的统一于理学内涵之中。
  曾国藩经世理学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对船山理学的发扬和传播。同治四年(1865),时值湘军刚攻克太平天国之首都天京,曾国藩兄弟即斥巨资刻印船山著作,即《船山遗书》。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序》中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穷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由于这次《船山遗书》的大量刊刻,使得船山学说在湖南乃至各地广泛流传,尤其是湖湘士人,一时之间,纷纷以读王氏之书,谈王氏之学为自豪,“王氏学初不甚显,曾国藩刊其遗书三十余种,湘人始知尊重”,“于是王学大行”。随着船山在湖湘影响的进一步扩大,其从祀文庙之议正式提上日程。第一次请祀船山是在光绪二年,由礼部侍郎郭嵩焘呈请,他主要强调船山“扶翼圣教”的学行和“发强刚毅”的气节,并提到船山在湖南的地方影响力和湖南在周敦颐后从未有从祀文庙者的这一事实。可见,湖湘士人借塑造船山偶像来提高湖湘文化地位的意图非常明显,礼部侍郎徐桐疑心其“一乡阿好”而加以驳斥。但是湖湘士人并没有因之气馁,反而继续在地方上设祠供奉和祭祀船山,并努力扩大船山学说的影响。在甲午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湖湘士人认为请船山从祀文庙的时机已到,于是才有了前述第二次请祀活动。
  近代湖湘士人请祀船山从祀文庙,实际上是选择其作为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这根植于湖湘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湖湘文化崇尚理学、尊崇理学经世的历史传统中。
  第一,湖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钱基博曾概括湘地人文地理: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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