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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理学产生的背景

来源:中国论文联盟  作者:宋延高 [字体: ]

宋代理学产生的背景

 摘 要: 宋代理学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本文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宋代理学 社会背景 三个方面
  
  普通高中教材《思想政治3必修·文化生活》第三单元明确提到宋元明时期中华文化延续着隋唐的辉煌,史学、文学艺术和科技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影响后期封建社会发展的宋明理学。宋代理学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加以阐述。
  一、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来看,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晚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佛、道的挑战,韩愈等人提倡运用儒家的“正义”、“道统”抗衡佛家的“法统”,以此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及修身理论。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用儒学取代佛、道,晚唐古文运动应运而生。北宋建立后,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与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北宋庆历年间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改革即“庆历新政”,在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依据“儒学”精神特别是“六经”的精神在全国办学、讲学。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发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反对把儒学凝固化、神学化。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释,这些为儒学的复兴开创了全新局面。
  在此之后,北宋五子周敦颐、绍雍、张载、程颢、程颐凭借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第一,确立了“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突出强调“理”为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第二,在道德修养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要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标志着理学的产生。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晚唐古文运动直接促进了理学的产生,宋代理学是晚唐古文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因此,晚唐古文运动是宋代理学产生的“活水源头”。
  二、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宋代理学是宋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1.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两宋时期不仅有开封、杭州等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镇市和乡村集市。同时城乡商业联系不断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商业联系也不断增强,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纸币开始流通。这些都表明宋代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繁荣、更加发达。北宋时期农业生产与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出现了直接面向市场的农业生产,货币地租有了进一步发展,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驰。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雇佣关系有了较大发展,农村中的雇工现象非常普遍,城市中出现了临时待聘的短工,这虽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却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商品经济的大发展酝酿着理论形态的转型,传统儒学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非名物训诂,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儒学只有强调“经世致用”才能更好地应对佛、道的挑战,才能让人们借助儒家经典发挥自己的思想,才能实现思想解放,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宋代理学也称新儒学、平民儒学,其强调更多的是主体如何通过道德实践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旨在启迪人们在商品经济中个人如何服从整个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价值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体现。理学强调通过对事物的“格物致知”获得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反映,也是当时社会进步思想的显著标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普通人既可以在读书的基础上通过内心的洗涤与修炼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又必须以诚信、平等对待别人,认真服务、服从整个团体,这在客观上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学派众多,异彩纷呈,这本身就是儒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决定。因此,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宋代理学产生的现实沃土。
  2.从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人们渴望用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这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要。北宋实现国家的相对统一,开国君王虽励精图治,却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完成国家相对统一的过程中,北宋王朝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集权,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守内虚外”政策使北宋王朝对外战争多次失败,赋税沉重,加重了人民负担。整个北宋社会经济发达,但国家财政却相对匮乏,有时甚至出现财政危机;有着庞大的军队,对外作战却显得软弱无力,中央政权“积贫积弱”,到南宋时仅是偏安一隅。面对现实,人们更多地反思:为什么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了,国家却无法完成统一大业。封建统治者更需要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维系国家统治。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寻找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答案,由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理学正是在与其他学派的争鸣中得到了巨大发展。
  理学的杰出代表是朱熹,朱熹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四书”的集注阐发自己的理学世界观与心性学说,构建了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思想体系。在认识事物方面既宣传“格物致知”,又突出强调内省的作用,强调只有通过内心的洗涤才能掌握全部真理。在心性论方面强调通过人的道德实践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朱熹理学在理论构建方面实现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朱熹理学思想的出现,不仅有效回应了佛、道的挑战,而且标志着儒、道、佛三种文化的融合。从内容上看,理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儒学的二次转型,标志着儒学向更高层次更综合方向发展;在探究世界的本质上,明显运用了道家本体论思想;在道德修养及实践方面明显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朱熹理学体系一出现就受到统治阶级的上层及士大夫的重视,影响迅速扩大。理学思想达到了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学修身、佛学治心的要求,即在道家本体论的框架下论证封建统治的必要性。朱熹著述及其理学体系深得宋理宗的推崇,在地主阶级的推动下理学成为官学,也被一般的民众接受。
  在理学思想的推动下,中国迅速实现“大一统”。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因此,由思想上的“大一统”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是宋代理学产生的迫切需要。
  三、从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来看,宋代书院的大发展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北宋从开始建立时就重视教育,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北宋时期,各类学校不断发展,南宋时期,教育有了巨大发展。北宋时改革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制度日趋完善,考试难度加大。知识分子要参加科举考试,既要认真阅读儒家经典及其他经典,又要关注现实,公开发表自己对现实的看法,这些客观上促进了书院讲学的兴起。
  我国古代书院是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和主持的教育机构,既具有官学的特点,又具有私学的特色,书院制度在南宋时期日趋成熟。南宋开创了书院发展的新纪元,许多学者甚至是学术大师在书院既潜心著述,又授徒讲学。他们不仅有着渊博的知识,而且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主张从古圣先贤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面对现实,强调通过自己的实践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他们在书院潜心著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量理学著作不断问世、刊行,理学系统化、理论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学员在书院求学、修身,许多学者甚至是学术大师通过书院讲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弟子,理学思想因此不断传播。书院讲学使理学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理学的传播速度不断加快,理学因此不断传承。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传承活动,具有选择、传递、创造文化的特定功能,在人的教化与培育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宋代的书院教育不仅保存和传递了文化,而且活化了文化,改变了“儒门淡薄”的局面,理学的诞生再次表明儒学不断走向繁荣。同时,书院教育在文化的吸收、融合与创新方面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书院教育使理学的系统化、理论化进程不断加快。从教育在文化传承的独特作用来看,宋代书院的大发展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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