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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与结果——从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看苏联1949年对华政策

来源:  作者:栾景河 [字体: ]
[内容提要]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国际社会和国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文章认为,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1949年1-2月间,苏联驻华使馆却追随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苏联方面的此举不仅令国际社会和国人感到吃惊和不解,也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非常尴尬。有关这一问题,国内史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但在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中对使馆撤离事件有所提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方面的做法是对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半信半疑,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另一种相反的意见则认为,苏联驻华使馆带头撤出南京,可大大减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外交纠纷。1俄罗斯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此问题同样无专门研究,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驻华使馆撤退事件乃正常的外交举动,而且对中方就此问题的看法了解甚少,2只是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上述事件做过基本表述。3苏联驻华使馆追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至广州事件尽管涉及的情况固然十分复杂,但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真是对事态的发展不了解,不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根本性的胜利,还是有其他考虑?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其广州使馆人员的命运如何?本文根据俄罗斯方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部分俄罗斯解密档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1949年1月18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驻华使馆及公使馆,南京政府将于21日由南京撤到广州,同时建议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建议,在大使罗申的率领下,使馆大部人员于1949年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撤至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2月14日,国民党广东省省长薛岳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会面时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国共和谈中积极参与,提供帮助,但罗申却以苏联政府对关于“四大国”参与调停的声明为借口,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罗申指出,“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己的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4 2月21日,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首先询问了使馆安置情况,罗申回答说,如果不认为使馆工作人员住宿条件有些紧张的话,对一切还是满意的。李宗仁同时向罗申通报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李宗仁认为,自蒋介石离任后,尽管有个别亲蒋介石分子企图对和平事业制造矛盾,和谈的最终结果经历着考验,但现在政府内统一的认识是应尽快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李宗仁强调,“和谈的前景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和谈代表团在北平的活动可以证明这一切。最近的时间里,邵力子有可能同毛泽东本人建立联系。”5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是极其有限的,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的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但1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对此事进行确认。6月10日,瓦西科夫在同卜道明的会面中表示,这种传闻通过使馆附近外交部工作人员在收拾和包装各种物品的活动中得到证实。卜道明却回答说,他可以通报以下情况,但暂时仍处于保密状态:“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卜道明接着说“外交使团撤离的日期有待于外交部在重庆为愿意同时撤离的外国外交官准备办公室的情况而定。”66月11日,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济琛(音)7受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的委托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至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王济琛表示,“政府正式撤离的准确日期尚未决定,这主要取决与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广州的所有外国代表处将会被通知正式撤到重庆的日期。如同由南京撤到广州一样,外交官撤离的交通工具和在新地点的临时办公用房将由中国政府免费提供。”8谈话结束时,王济琛希望苏联使馆在近期派代表赴重庆对设馆事宜进行准备,中国外交部方面将全力对苏联使馆的撤离提供帮助。瓦西科夫在向王济琛表示感谢的同时许诺,他将把通知的内容尽快通报莫斯科。苏联方面在接到中国外交部的通报后,计划派公使瓦西科夫率领部分外交官随同国民党政府前往重庆,9但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落实,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再离开广州。
    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到广州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但在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令国民党政府感到愤怒。1949年8月1日,在塔斯社发表了上述公告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立即向苏联驻华使馆发出照会。8月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立场,严格承担条约义务。相反,苏联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对1945年8月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照会的违反,应对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叶公超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10但苏联方面明知理亏,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而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1949年10月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的命运。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同时宣布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方面认为,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造成中国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经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并以变成了广东省政府,而失去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决定召回自己的驻广州的代表。1110月3日,苏联驻华使馆在广州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同国民党阎锡山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照会文件后,瓦西科夫紧急约见国民党广州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向其转交苏联政府的照会。面对瓦西科夫的到访,叶公超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全世界都已知道新中国的成立。尽管叶公超没有给瓦西科夫让座,但还是冷静地接待了瓦西科夫。瓦西科夫向叶公超宣读了苏联政府照会的内容。叶公超对苏联政府的决定表示了遗憾,但还是接受了苏方的照会,表示对此将予以答复。同时,应瓦西科夫的请求,叶公超答应为苏联使馆人员及家属撤离广州至香港提供帮助。
    10月4日,叶公超约见瓦西科夫,向其宣读了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政府照会的答复,指责苏联方面违反1945年条约,应对外交关系的破裂负全部责任。12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瓦西科夫同样采取了以往的做法,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借苏联已与广州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为由,瓦西科夫拒绝接受中方的答复照会,将手中的照会文本推放到叶公超的办公桌上。10月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的内容刊登在了广州的报纸上。由此,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地断绝了外交关系。
    尽管叶公超在同瓦西科夫会面中答应将为苏联使馆人员撤离提供帮助,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苏联使馆的对口单位负责人卜道明却提出了令对方难以接受的条件,即苏联使馆人员撤离应在莫斯科中国外交人员撤离之后,因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使馆的外交人员不想回到北京,而是想去台湾。卜道明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苏联人作为人质,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按期返回台湾。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儿童和家属在广州经历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甚至连生活食品都是由广州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季莫夫帮助购买的。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但好事多磨,英国驻广州总领馆却以香港当局担心苏联船只通过珠江口,进入黄埔港的香港泊位会遭到士兵和海盗的袭击,拒绝向苏联使馆人员发放中转香港的签证,原因是1949年秋在这一地区曾发生过数起类似事件。苏联政府通过自己在伦敦的外交渠道与英国政府联系,请求迅速发放其使馆人员通过香港中转的签证。苏联政府的请求很快得到英国方面的响应。1949年10月12日,英国驻广州总领馆不但向苏联使馆全体人员发放了外交签证,而且派三辆卡车负责将使馆人员送到广州白云机场,再由那里乘飞机至香港,与前来接应的苏朝联合船务公司船只会合。苏联使馆人员在前来接应的船只上等待数天后经南中国海,向渤海开始了向漫长的航行。由于对途中的情况估计不足,轮船在航行中出现了煤和水等供给材料短缺,轮船及使馆人员被迫在大连稍事休息后继续前往天津。由于天津港没有能力接纳仅3000吨重量的轮船,所以轮船最后只好停泊在海河出海口6公里处的塘沽新港。在塘沽新港,苏联使馆人员直接换乘等在那里的车厢,于1949年10月30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30天抵达已是北京的北平。

    二

    苏联驻华使馆追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表面上看,苏联政府的态度仍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这并非能说明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了解不够,相反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在此期间同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超出以往的密切联系。1949年1月间,也就是在使馆撤离前,国民党政府面对失败和即将灭亡的局面,打出和谈旗号,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谈判。为加大谈判筹码,国民党当局致函美、英、苏、法四大国进行调停。苏联方面在接到南京政府照会的次日,即1949年1月10日,就如何回答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建议向毛泽东发出征求意见。苏联方面首先认为,南京政府提出让其参加国共和谈调停的建议是美国授意的,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停战和建立和平。如果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拒绝与南京政府和谈,则向世人证明它主张继续内战。苏联方面拟对国民党政府的照会计划答复如下: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赞成中国停战和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苏联政府想知道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面希望能让中国共产党一方了解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并征求它同意苏联调节。13但苏联方面同时又向中国共产党人建议,如果国民党方面向他们征求意见,中国共产党人应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中国实现和平,因为不是它,而是南京政府发动了内战,南京政府应对战争的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主张与国民党直接谈判而不需要任何国外停调人。中国共产党人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战的国家不能参与调停。14
    苏联方面之所以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上述建议,是苏联方面认为没有外国调停,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停,国民党不会和谈。同样,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国民党也不想谈,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同意和谈,因而不能指责它想继续打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由此国民党和美国的和谈伎俩将被揭穿,而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继续进行自己解放战争。
    苏联方面的建议并非让中共方面感到十分满意。毛泽东认为,中国各阶级力量对比目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对南京政府不利,而人民解放军在本年夏季即将渡过长江和攻打南京,似乎没有必要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在目前的形势下,再次进行这样的迂回行动弊大于利。151949年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建议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关于建议苏联就停止中国内战进行调停的照会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一贯愿意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根据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参与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考虑到美、英等国的立场,毛泽东认为,美国、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虽很愿意参与对中国停战的调解,并以此达到保存国民党政权的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早已在中国人民中丧失了威信。毛泽东认为,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获得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已指日可待,他们是否愿意继续帮助南京政府,进而继续得罪人民解放军,似乎也已成问题,相反苏联在中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政府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用斯大林1月10日来电中所阐述的立场,将会使美国、英国、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应该的,也将使国民党抓住攻击我们是好战分子的把柄,而对国民党不满,寄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的广大民众将会感到失望。毛泽东明确提出,如果苏联从整个国际关系利的益出发,在答复照会中可以采纳我们的立场,希望你们务必赞同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极大援助。16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和谈建议进行了全面分析。斯大林认为,南京政府和美国的和平建议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其理由在于国民党方面同中共进行和谈,就意味着它将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政策将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死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瓦解,因此南京政府实际上并非想与共产党和谈;而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因而不会与国民党和谈。斯大林认为,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同共产党进行和谈,他们是要休战,是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的机会,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御工事,从美国运送装备,积蓄力量,嗣后撕毁停战协定,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至少他们想阻止共产党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17
    在如何回答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和谈方案问题上,斯大林从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反映的几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情况。斯大林认为,对南京政府和美国的这种策略可有两种答复。第一种方案,可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拒绝南京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继续进行内战,但这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首先,这意味着你们打出最关键王牌,将和平旗帜这一重要的武器送到国民党人手中。其次,你们在帮助国内外你们的敌人蔑视共产党,视其为继续打内战的主战派;赞扬国民党,视其为和平卫士。再次,你们在为美国在欧、美制造下述舆论提供可乘之机:与共产党无法实现和平,因为它不要和平。在谈到第二种答复方案时,斯大林建议,承认在中国建立和平是众归所望,双方举行没有外国调停人参加的谈判,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而是不与内战罪魁,丧失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一旦双方就和平和中国领导人组成问题达成协议,不再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党不会接受上述条件,相反人民会明白继续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斯大林表示,这就是我们对事态的看法和对你们的建议,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确实当作建议加以研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没有什么责任问题。你们可以相信,拒绝我们的建议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是你们的朋友。斯大林最后强调,至于我们对南京政府关于调停建议的答复将按照你们的意见的精神做出。
    的确如此,苏联方面按照毛泽东意见的精神,拒绝了南京政府要求苏联充当和谈调停人的请求。1949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向其转交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请求其充当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调停人的书面复函。复函指出,苏联政府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充当上述备忘录中所说的调停人是适宜的。复函最后强调,恢复民主、爱好和平的中国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而统一的取得,主要应通过没有外国干涉的有关方面直接谈判和依靠中国内部的力量。18中共方面也正是采取了不与国民党大张旗鼓的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与国民党方面周旋着。
    在联共(布)中央、斯大林与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除广州的苏联驻华使馆外,北平、南京等地的各总领馆与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49年1月31日,也就是苏联驻华使馆第一批人员撤到广州之日,中共军队通过对北平国民党傅作义军队的40天围攻进入该市。当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立刻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进行了联系。叶剑英在同齐赫文斯基通电话不到半小时后,随即赶到苏联总领馆。叶剑英在同齐赫文斯基寒暄后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北平被围期间曾通过自己的内线得到可靠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预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时,挑起针对苏联和美国总领馆全体人员的事端,装扮成当地反共居民的国民党恐怖分子计划去袭击苏联总领馆的所在地,企图杀害总领馆所有人员和家属。与此同时,由暗藏国民党特务组成的另一组人马,则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制服去袭击美国总领馆,杀害那里的所有美国人。国民党此举的目的是在挑拨苏联和美国交战。因为国民党分子认为,只有挑起这场战争才能挽救其制度。叶剑英最后补充道,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让特务团进入完全战斗状态,以便必要时派他们来援救你们,同时也在市内采取了防止挑衅的措施。19对此,齐赫? 乃够硎玖烁行弧=璐嘶幔牒瘴乃够岢隽巳嗣窠夥啪诒环?5毫米的炮弹打到苏联总领馆事件,以及中共军队在围攻北平期间国民党军阀对苏联居民进行的粗暴敲诈行径。叶剑英保证立即搜捕抢劫犯,寻找赃物,并归还失主。
    由于中共政权刚进入北平,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莫斯科指示苏联驻北平总领馆暂时停止履行官方职责,并以个人身份同外界保持接触20,但在此期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按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同中共高级领导人保持着绝非个人身份的关系。4月中旬,叶剑英在即将赴任南方之前,宴请了齐赫文斯基。在告别宴会上,叶剑英毫不怀疑地向齐赫文斯基表示,在南方从国民党政权手中解放后,请其到故乡做客,验证上述看法的正
    确性。6月17日,联共(布)驻中共代表科瓦廖夫21向齐赫文斯基转交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邀请其参加午宴的请柬。参加午宴的还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就餐期间,应齐赫文斯基的请求,毛泽东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对本国资产阶级将要采取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与十月革命时期俄罗斯所不同的是,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人,即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同样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的压迫,所以应当把资产阶级看作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而不是敌人,因而不应排斥资产阶级。22除此以外,毛泽东向齐赫文斯基扼要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明确指出胜利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强调,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属于我们的。23
    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苏联驻华使馆南京留守处人员同样与中共方面保持着密切接触。5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主任黄华与苏联驻华使馆参赞什巴科夫24进行了会面。黄华向什巴科夫介绍了新军事政权对外国人的政策,声明不存在驱逐苏联代表的任何可能性。同时,黄华向什巴科夫表示了彼此间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愿望。在后来的时间里,黄华与什巴科夫所谈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美、英外交官的活动上。同时,黄华向对方通报了有关司徒雷登在美国与中共之间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活动。25苏联外交部在命令北平、天津总领馆停止官方活动的同时,同样也指示南京留守人员不要扩大出版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不要开展积极的活动;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使馆对中国公民、苏联公民停止开放。26到8—9月间,南京市市长粟裕、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以及南京市的各方要员便开始频繁到访苏联驻南京使馆了。
    在此期间,尽管苏联驻华各总领馆在当地已停止了官方的外交活动,但齐赫文斯基还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特邀代表,参加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在庆典过程中,周恩来助手韩叙走到齐赫文斯基身旁,转达了周恩来请齐氏在接到他的急件前,不要离开总领馆去参加政府举办的节日招待会的口信。当齐赫文斯基从天安门广场返回总领馆后不久,韩叙便携带周恩来的公文赶到。周恩来在信中写道:“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先生:现通知阁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公告,在此封信里我将这篇公告寄给阁下,并希望您能将这份公告转给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27齐赫文斯基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函后,立刻用急电将全文发往莫斯科。10月2日清晨,苏联方面通过电台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在10月2日发给周恩来的电报照会中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致本政府本年10月1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后,处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愿望,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28。从此,苏联终于再也用不着顾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人名正言顺地保持着外交关系,同时,也结束了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保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双重外交政策。

    三
 
    苏联在对华关系问题上采取双重政策的做法有其历史渊源,仅以20世纪中苏(中俄)关系史中几大敏感事件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切。辛亥革命期间,俄国政府利用中国的不稳定形势,一方面同中国政府表面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外蒙古封建王公脱离中国,暗地向其提供大量的枪支弹药,29使外蒙古得以在1945年以全民公决的方式从中国分离出去。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尽管勇敢地宣布了废除同其他国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同样保持了沙皇时期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如果说,苏俄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支持,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那么它在1924年9月与军阀张作霖签订的《奉俄协定》,就不能不让人看到苏联对华政策的消极一面,那就是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而言,革命的利益是暂时的,国家利益是永恒的,革命利益首先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从早期的外蒙古脱离中国事件,到后期新疆的“三区革命”,苏联的国家利益无时无刻不在处处体现。然而,上述事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或者是由于没有造成中国本土政权的更迭,其影响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被淡化,但苏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再次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无疑让国人难以接受。
    1948年末,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占居优势。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原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计划的进程大大提前。面对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30同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辞中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31在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局势后,毛泽东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已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32毛泽东的此番声明一方面向世人宣布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的确令苏联在对华政策的实施上感到更加为难。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双重外交政策,以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同时又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接触,对中共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给予积极的支持。东北地区解放后,苏联方面自1948年夏季开始,向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派遣了300余名帮助东北恢复经济的各类专家,恢复和重建了62座桥梁,以及1300余公里的铁路线。
    针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中共并未夺取政权的复杂局面,如何处理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让苏联方面感到十分棘手。1948年5月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苏联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下发了明确指示,对使馆的任务做出了具体规定和限制,即苏联驻华使馆应对中国政府及其各部门持谨慎而十分严格的官方立场。大使和官员在同中国政府及外交部官员的交往中不得超越官方关系。大使应同政府部门的进步活动分子保持接触,不排除通过这些影响与其有联系的政府头面人物的可能性,以解决涉及保护苏联利益的问题。如有对中国政府持反对意见人士,以及官员请求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共之间进行调停,大使则只能回答说,苏联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仍依照1945年苏中条约之规定,其原则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大使应坚定维护苏联在华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政治领域应及时回击敌视苏联的行为和个别人的攻击;在经济领域通过政府机构,个别情况下也可面见蒋介石,敦促中方履行对苏贸易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考虑到当前民主团体和进步团体尚处于非法状态,在与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的会面和谈话时,应仔细观察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摸清他们的计划与任务。不可回避与美、英及其他国家使节的往来,要与其保持正式和适当的关系。不与这些人争论中共问题和其他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不可对其坦诚相见。在一切场合均声明,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34由此看出,苏联在1948年后的对华政策是十分小心和谨慎的,尽管苏联方面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动上已经向东北人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但对苏联方面来讲,过早公开表明自己对华的真实立场不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
    通过大量旁证材料来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到广州,绝非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了解的不够。我们姑且不论斯大林是否相信中国革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苏联方面不仅通过联共(布)和中共中央的电报往来,而且通过苏联设立在广州、北平、南京、新疆各地的使领馆,对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当掌握。
    苏联使馆撤离南京同样绝非像俄罗斯外交官列多夫斯基认为的那样,是对美、英等国决策的判断失误。当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这绝不是根本的原因。苏联驻华使馆的撤离绝不是一般的外交举动,苏联方面做出这样决定的根据不可能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反映,但其他国家的决定绝不是影响苏联决策的前提,苏联首先要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所。假如苏联方面真的是判断失误,那么它在未来的时间里完全有理由再把使馆再搬迁回来,或将其降为总领馆。相反,苏联驻华使馆不仅没有从广州再迁到南京,而且还准备同国民党政府接续撤到重庆。只是因为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方案没有得到落实。显然,上述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到广州,是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后避免在外交上的纠纷的说法同样过于牵强。应当承认,在当时情况下,不排除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会遭到美、英国家在外交上的干涉,乃至武装干涉的可能。但与苏联做法相反的是,美国政府处于对李宗仁政府的不信任,更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在当时并没有把驻华使馆由南京迁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而只是派了使馆参赞克拉克和三秘前往。直到1949年8月,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由南京返回美国后,随之迁到广州的美国使馆才由克拉克出任临时代办。
    对此,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苏联使馆撤离南京有丝毫是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情况考虑的话,那么苏联方面为什么对使馆撤离的决定,即未向中共方面通报,也未向中共方面加以解释。就在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到广州的同时,1949年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作为斯大林的代表秘密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周恩来不满地向米高扬提出使馆撤离问题时,米高扬解释说,“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35试想,如果苏联方面真是为中国共产党人考虑,将使馆由南京撤到广州,对此问题就不可能如此回避。而在此期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本人与中共方面保持着超出以往的密切联系。从1949年的1月18日到31日的近半个月时间,苏联方面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像对待和谈问题一样向中国共产党人解释,或通报自己将驻华使馆撤到广州的情况,但苏联方面并没有这样做。
    分析苏联方面如此做法的根本原因概括起来应有两个方面:首先,苏联方面认为这是自己单方面的事情,不必和中国共产人进行沟通;其次,苏联方面在使馆撤退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应该说只是对苏联有利,这不仅仅涉及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党派利益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苏联的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36因此,无论是联共(布),还是斯大林,在中共面前都是难以启齿。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1945年8月14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以《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为基础的。对苏联和中国而言,首先涉及的是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中国的外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换而言之,就是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问题。由于苏联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获益非浅,因此它一直担心一旦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破裂,势必会对其精心经营的这一切带来极大损害,甚至有可能导致雅尔塔协定的重新修订,而影响其从沙俄政府那里继承的和自己苦心经营的国家战略利益。因此,苏联在处理同国民党政府和中共关系问题上以极大满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即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如何不给国民党政府以借口来撕毁这些协定。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同样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华的经济利益,而面对新中国即将成立,国民党政权即将灭亡的形势,苏联方面同中国新疆当局继续进行着中苏贸易谈判。直到1949年8月30日,当国民党方面的“变更原定原则,贸易协定方面,亦不与苏达成协议。”37的决定出台后,苏联才无奈地中断了同国民党方面的贸易谈判。苏联如此做法的目的同样并非是对国民党政府未来的命运没有基本的预测,但对苏联来讲很清楚,那就是即便国民党政府灭亡,它的继任者同样会继续承担和履行该协定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证明了上述情况,苏联和新中国建立的四个合营公司在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同样存在。
    苏联1949年对华政策是极其务实的外交政策。通过对该政策的实施,苏联成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之间最大的赢家,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在华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的共同革命利益角度出发,苏联的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注释:
1 参见陈广相:《对斯大林劝阻解放军过江问题再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232-235页。
刘志青:《斯大林没有劝阻过人民解放军过江》,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249页。
2 2001年10月5日,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资深外交官列多夫斯基谈及此事时,列多夫斯基对中方的某些看法很不理解。列多夫斯基强调,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的外交关系是根据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而这个条约的许多条款涉及《雅尔塔协定》,包括中国的台湾、日本的北方四岛等问题。如果苏联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撕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将影响《雅尔塔协定》,对苏联方面是不利的。苏联方面将使馆撤离到广州的做法不仅仅是为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更是考虑到中共的利益和当时的处境。列多夫斯基解释说,自苏联红军1945年解放东北后,就向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
3 列多夫斯基А.М:《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莫斯科1999年版,中译本:《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列多夫斯基 А.М:《在中国外交工作的十年》,莫斯科1999年版;马鲁辛А.М:《从南京到北京经由广州》,载《苏联对中国和朝鲜的国际主义援助史》,莫斯科1985年版;马鲁辛А.М:《广州印象》,载《远东问题》杂志 1989年第5期。
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目录42,卷宗288,案卷19,第3页。
5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目录42,卷宗288,案卷19,第9-10页。
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目录42,卷宗288,案卷19,第12-13页。
7 据查,此间国民党外交部礼宾司长为沈昌焕。
8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目录42,卷宗288,案卷19,第 14页。
9《苏联对中国和朝鲜的国际主义援助史》,莫斯科1985年版,第185页。
1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目录42,卷宗288,案卷19,第22-23页。
11《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215页。
12《苏联对中国和朝鲜的国际主义援助史》,莫斯科1985年版,第193页
13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5-96页。以下档案材料均引自齐赫文斯基:《中国通向统一与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
14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95-96页。
15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00-103页。
16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00-103页。
17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10-113页。
18《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209页。
19 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4期,第110页。
20 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4期,第111页。
21 科瓦廖夫曾于1948年5月作为苏联部长会议驻中长铁路代表在中国东北工作到1948年12月。1949年1—2月间,科瓦廖夫随同米高扬使团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并作为联共(布)与斯大林的代表滞留在西柏坡。1949年3月,科瓦廖夫随同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科瓦廖夫曾于1949年7-8月间陪同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此期间,苏联方面通过科瓦廖夫的渠道同样同中共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因科瓦廖夫的主要活动在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之后,故本文对此不做详尽论述和说明。
22 齐赫文斯基:《我生活中的中国》,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4期,第113页。
2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91页。
24 什巴科夫为苏联军事情报人员,当时作为使馆参赞负责南京留守处的工作。有关苏联使馆南京留守处同中共代表黄华接触的情况,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在其专著《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中曾以大量的篇幅引用列多夫斯基的未刊稿《南京札记》的材料为证,作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不排除列多夫斯基回忆的真实性,其中部分事实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中也得到证实,但必须指出的是,按外交惯例,作为使馆一秘,列多夫斯基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应在参赞什巴科夫的领导下进行,尽管列多夫斯基介绍什巴科夫不是职业外交官,同时又不通晓汉语。
25《苏联对中国和朝鲜的国际主义援助史》,莫斯科1985年版,第 183页。
26《苏联对中国和朝鲜的国际主义援助史》,莫斯科1985年版,第 184页。
27《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214页。
28《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215页。
29 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06,第131页。
30 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61页。
31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72页,
32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73-1374,137页。
33 科瓦廖夫И.В:《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第85页。
34 参见列多夫斯基А.М:《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莫斯科1999年版,第48-50页。
35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卷宗39,第20页。转引自列多夫斯基А.М《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莫斯科1999年版。
36 据笔者了解,涉及该事件的60余份密码电报(莫斯科与南京使馆之间),保存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至今没有解密,甚至永远不可能解密。
37 薛衔天主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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