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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

来源:  作者:未知 [字体: ]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200205
【分 类 号】G6
【分 类 名】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301
【 标 题】现代传媒、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
【 作 者】吴飞/沈荟
【摘 要 题】传媒观察
【 正 文】
  在美国,杰梅·凯尔纳(Jamie Kellner)掌管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新的电视网后,提出了以“明星”播报员来拯救CNN的策略,甚至雇佣出演过意大利色情电影《曼哈顿舞女》的安德里亚·汤普森(Andrea Thompson)担任新闻播报员。前不久,《时代》杂志的主编沃尔特·艾萨克逊(Walter Issac-ton)出任CNN董事长兼CEO一职,而艾萨克逊正是以将好莱坞风格引入《时代》而出名的。在香港,亚视因启用两名演艺界人士主持电视新闻节目而引发激烈的争议。而网上更是传来惊人消息说加拿大一网站让男女主持人裸体播报新闻。一股奇异的新闻娱乐化风潮正席卷世界传媒业。
  什么叫新闻的娱乐化?其表现如何?我们认为可作内容与形式两面观:一是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西方媒介称之为“大众新闻”)或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其表征是减少严肃新闻的比例,将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新闻的重点;竭力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媒介极端关注辛普森案不是在于反思种族问题和司法问题,而是在于炒作体育明星的凶杀案;媒介关注独立检查官斯塔尔的报告和莱温斯基的一举一动,不是在于反思美国总统的品行和美国的司法制度,而是在于炒作总统的风流韵事。二是在表现形式上,强调故事性、情节性,从最初强调硬新闻写作中适度加入人情味因素,加强贴近性,衍变为一味片面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强化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的方面,走新闻故事化、新闻文学化道路[1](p.30)。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传媒狂炒辛普森杀妻审讯案、戴安娜王妃之死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成为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这些报道人们耳熟能详,不必细述。在平日的节目里,“官兵捉强盗”(警匪新闻)、两性关系新闻成了每天新闻节目中不可或缺的题材[2](p.17)。英国ITV的名牌新闻节目“十点钟新闻”,在1990年至1995年之间,国际新闻比例从43%下降到15%,软新闻比例则从8.5%增加到17%。美国三大新闻网1990年一年花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3](p.37).《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JAMES FALLOWS披露,在他统计的1990年至1994年间,约500集哥伦比亚电视网著名时事节目《六十分钟》节目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名人访问、娱乐报道或揭露丑闻,而真正严肃的政治内容不足五分之一[4]。
  我国新闻传播界对于新闻娱乐化的评价并不统一,有趣的是搞实践工作的赞成者为多,因此,各种媒介埋头搞娱乐化新闻报道不亦乐乎。而理论界的学者们则对此痛心疾首,大声呼停。孰是孰非,容后分析,首先让我们理清新闻的娱乐化何以在当下成为一种业界时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p.237)对于当前我们切身感受到的媒体娱乐化的现实的把握,自然也应该放进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这样的框架中才能作出很好的解释。因此,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是新闻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受众的心理角度);二是新闻产品生产者的欲求(市场角度);三是社会体系承认——包括官方意志和公共舆论的承认(意识形态与准意识形态角度)。
    一、消费者的需求
  中国的新闻业自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传统新闻事业体制下的新闻受众转眼间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消费者。别以为受众和消费者只是概念的不同,实质上,在这两个不同概念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与喜好倾向,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两种不同的传播理念。当今的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多元化的,人们渴望获得周围世界变动的信息,从而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们的需求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味浓厚的信息,他们还需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人们除了对各类信息的获取外,还希望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新闻传媒能为他们提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消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分析道:“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p.275)两位伟人写这话是在150年以前,但却好像是特意为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写下的。
  那些曾经作为媒介受众的人们就是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中,几乎毫无准备地变成了另一种身份——信息消费者。在这样的一个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社会里,受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今天的需求取向又如何呢?
  其实,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人们都需要经过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洗礼。原已建立的价值体系瓦解了,而新的价值体系又没有建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关于这种状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描述,诸如颓废、道德沉沦、抑郁、失落、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等等。……我们还处于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或许我们要以很大的耐心来随这一空白时期,因为这未必是困扰人类最大的和惟一的危险。”[6](pp.1-2)尼采不是也发出类似的叫声:“上帝死了!”
  确实,虽然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多年了,但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相比,我们还只是刚刚起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还带有厚重的传统思想烙印,而新的观念又不停地向我们涌来。对于失落、迷茫的芸芸众生来说,大众传媒成了最重要的线索。但当人们对媒体过多地关注时,又开始产生一种晕眩感。因为媒体同样也找不着北,媒体上提供了大量参照信息,试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变化多端的世界,但参照系太多也就最终失去了参照的意义。“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题,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墒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7](p.155)于是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了。结果呢?有人写道:“道德没有了,审美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与大脑相脱离的感官和肉身。感官与大脑脱离,全部活动就变成对视听觉的刺激,以及各种变着花样的刺激。”[8](p.68)虽然也有人说:“在当今人性的自由被物质的欲望普遍统治的状态下,以本能的满足来追求浅薄的快乐,以人性的奢侈、安逸和麻木取代人的真正自由,这种状态并非人的解放,它只能使个体进入新的异化过程。”[9](p.64)在这样的一个焦虑、迷茫的情境下,谁还对这样的警告在意?谁还会对深度的文字感兴趣呢?娱乐性的信息和娱乐化的新闻因为能满足人们的一时快感而流行于世,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生产者的欲求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传媒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自由的伸展扩张的机会。但迄今为止,传媒体系仍全部是隶属于国家/地方政府的重要的文化机构建制,作为权力的媒介而出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化角色;而履行经典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责与在事实上激烈竞争之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与利润,是传媒与文化市场必须扮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社会责任,一方面是市场份额。传媒发现路并不那么好选择。具体到传媒组织就涉及编辑权与经营权问题。亨利·鲁斯用“教堂与国家”来形容这一点(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时代-生活”集团因规模迅速扩张而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鲁斯设立了发行人与主编制。对于时代集团内的任何一本杂志,前者负责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是国家;而后者全权处理编辑事务,为教堂。两个部门之间隔着一堵无形却厚实的墙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美国新闻界,教堂是崇高的、精神的,而国家是世俗的。但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风向开始转型。里根政策与华尔街投机共同创造出的浮夸风气,渗透到了当时社会每一个角落。那些鲁斯时代的老一代出版人正在消失,教堂的崇高地位正在迅速坍塌。MBA正在成为新闻业的新老板,这些人把出版物理解为与汽车、化妆品、洗发水毫无区别的商品。他们对利润、广告商及商业数字和图表的关心,远远大于编辑理想和杰出的新闻作品。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再加剧。不管是时代集团、《洛杉矶时报》、《纽约客》这样的老牌出版物,还是《连线》、《快速公司》这样的新生物,“国家”都正在吞没着“教堂”,编辑们被要求与广告人员一样为公司创造直接利润。新闻的娱乐化就自然而然成了媒体经营者的新宠,因为经营者们发现娱乐化的内容以及娱乐化的表现方式更有市场。日本著名传播学家竹内郁郎曾言,大多数传媒信息的90%为娱乐信息。而威尔伯·施拉姆也看到了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得惊人。他说:“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的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有一种普遍化的游戏或愉快的功能。”[10](p.37)
  看来世界通行的法则是:当娱乐文化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文化生产与经济利润相一致的时候,“金钱乃是评判所有这些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一个公分母”[11](p.88)。至于国家与教堂之别不再是重要的了。
  在这股世界性的新闻娱乐化风潮中,中国的媒体破天荒地跟上了潮流:电视台竞相比乐,报纸纷纷争软。一如秦皇岛电视台为其近两年来一直着力打造所谓的“新面孔”新闻——《今日报道》所做的宣传材料中所讲的那样:这档新闻节目为了真正想和老百姓交上朋友,彻底亮明自己的身份:“俗”,俗到每条消息能做到让没文化的老太太喜欢看、看得懂。相应地,主持人也要与播音腔彻底决裂,真正做到为大家聊新闻、讲故事。他们宣称:“我们求的是‘平凡’”。
  戴锦华在其著作《书写文化英雄》一书绪论中写道[12](p.14),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6年以来,此起彼伏的思想、文化论战,文坛交恶与文事诉讼频频曝光于大众传媒之上,越来越多的媒体介入其间。一经进入媒体,类似事件便很快被纳入所谓“热炒”与“酷评”的格局之中,变为名人对垒、叫阵、辱骂,甚或“揭老底”式的喧嚣。媒体表象所显现出的却似乎只是周星驰式的“无厘头”言词而已,无谓、无害且不无娱人效果。目前传媒与不断成熟中的文化市场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个异常健硕的胃口:消化一切难于消化的原材料,吐出可供即时消费的噱头或快餐。传媒、市场造就的“文化名人”、“文化英雄”已经开始与媒体、市场形成了某种圆熟的互惠互利的合作、或曰合谋关系;而且其介入、甚或制造文化论争(不如说是文坛混战)的意图,首先是瞩目于类似事件作为安全的、填充传媒与文化消费空间的“软新闻”的价值,其次在于以大众社会的名义,堂皇而绝无风险地兜售“文化名人”的隐私,以飨社会窥私欲。
  可以说,现今无虚饰、不空谈这些曾被重视的新闻观念,被扔进市场的熔炉,重铸出来的是经媒体精心策划的、有可能畅销的新闻商品。这意味着孤傲、脱俗的新闻文化已经被哗众取宠的公司文化体制所取代。以前编辑部争论的焦点在于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而现在关心的是“观众想听什么”?“他们想看什么样的节目”?尼尔森(Nielson)用10个水平来测量收视率。在电视行业里,收视率的每一个百分点都代表着数百万美元的广告收益,因此,收视率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为了吸引观众,人们制作收视率取向的新闻去奉承、取悦观众,而不是去告知和启发观众[13](p.34)。于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媒介用大量的篇幅和黄金时段去狂炒“张王之恋”和“张君秘密情人”,浙江某媒体甚至将某局长二奶的情书放进了头版。屁大的事做出了数个版,鸡毛也被炒成了泰山……
  我们注意到,我国媒介如此热衷于娱乐化的新闻报道,除市场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媒体普遍底气不足。硬新闻采编在政策和人才、技术、资金上的难度,使得不少媒介“望而却步”,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难度低、花费小却可能市场效果好的且受众兼容面宽的软性内容和技巧,以求在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因此,有人认为,我国媒介娱乐化潮流既带有转型时期媒介市场化、大众化的必然性,又带有媒介发展脱离社会发展实际的不正常竞争导致的畸形产物特征。
    三、社会体系的认可
  有生产者愿意提供娱乐性新闻产品,也有消费者乐于接受这种产品还是不够的,娱乐化的新闻产品要想在媒介市场上大行其道,还必须得到市场的管理者——政府的承认。毕竟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全的商品经济不同。虽然,未来的政府0职能必定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但目前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还具有相当的权力。而作为一种道义力量存在的社会舆论,在社会生产中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目前国内娱乐化新闻大有泛滥之势,自然是这类产品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双重认可。那么,娱乐化的新闻到底有何益处呢?
  其一,可以缓解民众的政治热情,消解民众对政策的不满情绪。改革的道路还在进行之中,秩序与游戏规则当然并不可能全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到底怎么走,答案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一个没有明确目标和前进方向的情况下,民众会有诸多的抱怨。这种抱怨如果没有倾泄的地方,积累多了,就会发酵,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大众传媒过去是政府与民众间联系的桥梁,今天依然是。只不过以前仅仅强调宣传指导功能,今天则允许其功能延伸。沟通、宣传、监督、教育、娱乐各种功能也由此得以启动。对于政府来说,如果让媒介的眼睛盯着硬新闻,盯着舆论监督,总会如坐针毡。而娱乐功能的启动大概是最没有风险或者说是风险最小的。因此,娱乐节目也好,娱乐化的新闻报道也好,因为对政府的压力相对要小些,而且“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足”[14](p.135)。可以娱乐化的新闻间接上可以缓解民众的政治热情,消解民众对政策的不满情绪,政府自然会乐于认可。
  其二,可以提高媒体的经营活力,从而缓解政府的经济压力。正如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约翰·哈利特所观察到的那样:“通俗新闻看来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新闻形式,它正在取代传统的‘严肃’新闻,即使在‘严肃’新闻的最后堡垒即所谓‘高品位’大报也是如此。”约翰·哈利特这里所说的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是指“那些大量销售的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节目,它们专门从事名人逸事、生活方式以及‘非消息性’报道,并不注意日常政治新闻报道”[15](p.234),与本文所指的娱乐化新闻是属同义。正因为这类新闻是一种“蒸蒸向上”的新闻形式,对于传媒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滚滚财源。这对于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信息。因为我国媒体现在越来越多,政府的财力显然不可能支持,如果媒体出售娱乐化的产品可以养活自己,对政府来讲当然是件赏心乐事了。
  其三,除了政府的认可以外,社会舆论的评价又如何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刘小枫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刘小枫分析道:先秦的儒家没有一个不是以道德独断论的口气说话,的确如此。这样,因不能很好地解决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意志与情感的关系,中国历史就经常出现一种周期性的怪圈:先是以崇高的道德理想超越现实,给人以成圣成贤的价值许诺;随着伦理控制的松弛,道德理想破灭,人们回归世俗,又反过来把道德理想贬得一文不值;接着又有人提高精神价值、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开始尊孔复古,又唱起了高调……不是为前者牺牲后者,就是为后者牺牲前者[14](p.193)。而当代社会舆论似乎又踏上了同样的怪圈,全社会沉溺于一种无名的娱乐之风中,我醉,你醉,人人皆醉。“这些娱乐消遣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考,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16](pp.135-136)在这样的时风之下,新闻娱乐化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四,当然还有另一种舆论也在支持着这股风潮。因为娱乐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逃避,娱乐所包含的乌托邦主义同时是对于现实的质疑和代替。尽管娱乐没有明确地对阶级、种族以及等级制度予以批判,但娱乐是一种渴望冲击现实结构的冲动[17](p.36)。
    四、结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新闻娱乐化现象的成因,而无意对这一现象作出过多的评价。因为就像任何登上社会现实舞台的各种现象一样,新闻娱乐化的出现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你可以说娱乐化的新闻报道是对过去死板的新闻报道模式的一种反叛,当然也可以说是对长期以来文以载道格式的改良,甚至还可以认为娱乐化倾向体现了新闻民主的真意。但在本文结束的时候,笔者愿意提供一份数据和两位新闻工作者的评价。
  这份数据是2000年我国城市社会接触大众传媒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反映群众的呼声”、“客观地报道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决策”以及“报道最大多数群众感兴趣的新闻”和“推动社会变革”、“提高群众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帮助人们实行舆论监督”以及“及时提供背景帮助人们理解新闻”,分别成为媒介报道题材中受众需求的两个最大热点[18](p.27)。
  两位学者的评价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丹·拉瑟认为,新闻娱乐倾向是比较危险的。他说:“我们已经变成好莱坞了,我们已经屈从于新闻的好莱坞化——因为我们担心不是这样。我们化重要为琐碎……我们将最好的时段给了闲言碎语和奇闻。”[19](p.568)而德国不来梅电台的电视总编米歇尔·盖耶尔也说:“我们所做的,就是不使‘今日新闻’被那些领导新闻娱乐化的人引入歧途。他们说那样可以使新闻更有趣一些,但这种做法最终与那种献媚取宠的新闻活动并无多大区别。”德国记者协会主席赫尔曼·麦恩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当信息‘包装’服务于市场推销目的、因而‘包装’比信息本身更受重视之际,信息对公众的告知功能也就名存实亡了。”[20](p.35)
  CNN也许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保持其全球新闻电视供应者的地位,但已经不再是那个以前的CNN了。借用一篇网上看到的文章标题,笔者想问:娱乐化真的能拯救媒体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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