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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标本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薛红云 [字体: ]

匈牙利語:《说客盈门》,欧洲出版社,1984年。
  罗马尼亚语:《深的湖》,书籍出版社,1984年。
  西班牙语:《王蒙短篇小说集》Cuentos,墨西哥学院出版社,1985年。
  俄语:《王蒙选集》(Izbrannoe : 〔sbornik〕,译者华克生),MoskvaRaduga出版社,1988年。
  泰语:《蝴蝶》(Phīsu’a,译者Siridhorn),Krung Thēp : Nanmiībuk出版, 1994年,1999年。
  由以上统计可见,王蒙作品的译介有以下特点:首先是语种很丰富,英、法、德及西班牙语这几种国际通用的语言都有了,连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越南语等应用范围相对狭窄的小语种也有译介,这使得王蒙作品传播的空间范围很广,可以说遍及欧亚美三大洲;其次是在海外传播中经历了一个从“送出去”到“迎出去”的过程:在1980年代前期,主要是我国的北京外文出版社主动向海外特别是欧美推介王蒙的作品,到了1980年代后期及以后,主要是国外出版社主动翻译传播王蒙作品;第三是译介面相对狭窄,主要集中于王蒙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1980年前后的《蝴蝶》《布礼》等一批作品和1980年代末的事件性作品《坚硬的稀粥》上,长篇小说只有《活动变人形》被译介,早年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1990年代之后的“季节”系列等长篇目前尚未见有译介。
  王蒙作品传播相对单薄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大众文化的冲击、部分知识分子对王蒙文化立场的不认同等等,但主要的原因一方面跟作家和批评家的代际更替有关:1990年代后,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及“五○后”、“六○后”后批评家渐渐登上历史舞台,右派作家及其一代批评家渐渐淡出,在国内受到的学术关注较少,必然影响其海外的传播,另一方面跟王蒙在1990年代后在创作上转入“语言的狂欢”有关,他汪洋恣肆、旁逸斜出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播和接受的难度,也正因此,国外对王蒙的研究(因笔者语言能力所限,此处主要指英语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蝴蝶》等作品和《坚硬的稀粥》上。
  笔者发现,在王蒙的海外研究方面,存在着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路向,而且这两方面的研究在时间顺序上基本上是文学研究在前,文化研究偏后。再有,《蝴蝶》等作品国外较多从文学史意义、主题、叙述声音等角度入手进行文化研究,而《坚硬的稀粥》本身的事件性使得国际研究很难只关注小说而不关心其背景,所以更偏重文化研究。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王蒙的早期作品也有很多被纳入思想史等文化研究的框架的。下面笔者拟通过梳理国外对王蒙不同时期作品的研究来看海外研究的特点,并与国内研究进行比较和对照,以对王蒙研究形成一个整体的观照。
  二、“意识流”阶段的海外研究
  王蒙在1980年代前后发表的小说是译介最多的,也是引起西方研究最多的。《夜的眼》等小说在国内发表后,因为“意识流”的西方色彩和现代主义的特点,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因而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国内的批评也主要是围绕着“意识流”这种手法以及与现实的关系展开。很多人肯定这种手法的同时又努力撇清与西方的关系,如陈骏涛认为王蒙的探索“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探索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但王蒙的小说并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因为西方的意识流没有故事情节,人物的意识流动是“下意识”的或者是琐碎的、荒诞的、颓废的意识活动,而王蒙的小说是讲究故事情节的、不描写下意识的。 陈骏涛:《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王蒙新作〈蝴蝶〉读后》,《文汇报》1980年8月27日。 有的批评家则认为虽然王蒙“非常善于描摹人的意识状态”,但这只是王蒙创作的“外观”,他的小说是“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上”的。 程德培:《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上——读小说〈相见时难〉》,《文汇报》1982年9月24日。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批评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最高的甚至唯一的准则,但在当时,这是对王蒙的创作的很大肯定甚至保护。陈晓明多年以后也从“意识流”与现实的关系进行阐释,他的阐释可能更深刻、更具有穿透力:他认为王蒙的“书写始终与现实构成一种深刻的紧张关系”,“王蒙运用意识流手法,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形式变革的需要,而是出于表现他意识到的复杂的内容,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难以直接表达的那些意义,他采取人物心理活动的方式,把那种复杂性呈现出来”,他是在运用艺术形式掩盖他的思想质疑,或者说“形式本身也就是内容”,那种恍恍惚惚的心理表明了劫后余生的人们“对现实的犹疑”。 陈晓明:《“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海外对于王蒙这个时期的创作大多给予高度评价,如郑树森把这些作品放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来看其意义,说“《海的梦》和之前讨论的两篇小说(指《夜的眼》《春之声》),总体来说,明确标志着一种新方向——不仅是王蒙的,也是中国小说的。这三篇小说不再强调情节的重要性,而是聚焦内在生命,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从模仿到心理的变化,这种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上无疑是很先锋的”,但他也指出“尽管这些技术创新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但是王蒙一贯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致的光明的乐观主义的来结束他的小说”。 Tay William:Modernism and Socialist Realism:The Case of Wang Meng.World Literature Today 65,3(1991):p.411-413. 这一点和李欧梵等人 李欧梵:《技巧的政治——中国当代小说中之文学异议》,尹慧珉译,《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4期。 的看法很相似。
  菲利普·威廉姆斯( Philip Williams)对王蒙这个时期的作品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并归纳出其共同特征。他把王蒙的作品主要分为三类:“历史的反思、心理上的自我发现和讽刺类作品”。历史反思类作品包括《悠悠寸草心》《布礼》《蝴蝶》,心理上的自我发现类作品包括《海的梦》《夜的眼》。讽刺类作品包括《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发现“几乎每一类都出现了四种共同特征:强调主人公对社会环境的情感和心理反应多过强调对环境本身的反应;采用了非历时手法例如闪回和非直接的(第三人称)内心独白的叙述结构;单人视点;从某种意义上的创伤中解脱出来的、以乐观结尾为标志的喜剧模式。”他高度评价王蒙的创作,认为“现代中国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持续的提升或许更加依靠像王蒙这样的文体家的著作”。 Williams Philip:Stylistic Variety in a PRC Writer:Wang Meng’s Fiction of the 1979-1980 Cultural Thaw,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1(1984):p.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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