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游客 登录 注册 站内搜索
背景颜色:
阅读论文

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标本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薛红云 [字体: ]
国内对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除了早期的争论之外,较多仍在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之内,而海外研究者们并未特别关注“意识流”这种手法本身——除了台湾去美、相对更了解中国文化生态的郑树森等人外,他们在对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尤其关注小说人物的身份以及作家的身份,更多进行文化研究,把作品当作了解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及心态的标本。这种研究确实视野开阔,让人耳目一新,但由于王蒙的特殊身份,也由于国外研究者总不免有窥秘的心态,有时也不免把标本当作真实去考证而做出政治性解读,如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认为《悠悠寸草心》中的“唐久远”与邓小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就显得牵强。
  三、“稀粥风波”的海外研究
  “稀粥风波” 1989年3月,王蒙在《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1991年5月,该小说获《小说月报》“第四届(1989-1990)百花奖”短篇小说一等奖。1991年9月14日,《文艺报》发表署名“慎平”的读者来信,批评《坚硬的稀粥》影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嘲讽社会主义改革。紧接着《中流》《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应慎平的“影射说”。10月9日,王蒙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诉状,控告《文艺报》和慎平侵害了他的名誉权,但被驳回。在有关领导的干预下,关于小说的争论平息下来。 出现后,港台及西方的媒体给予了很大关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很多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很有些窥秘、揭秘的性质,而很少关注《坚硬的稀粥》小说本身的美学价值。特别是有“中国通”之称的汉学家白杰明(Barme Geremie),把“稀粥风波”描述为王蒙和他的同仁对保守派的斗争,“从始至终不过是派系内斗的一个例子”,“尽管它可能对研究当代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学生来说是迷人的,但它跟今天大众文化这一主要领域的革新没有任何关系”。 Barme Geremie: A Storm in a Rice Bowl: Wang Meng and Fictional Chinese Politics. China Information 7, 2 (Autumn 1992):p.12-19.
  凯泽(Keyser Anne Sytske)对《坚硬的稀粥》评价并不太高,认为小说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是“对1978年后中国社会特定的群体和几代人以及他们对改革态度的拙劣模仿”。但是旁观者清,他发现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写作并出版一个批评当代中国社会和改革的短篇小说是否是合法的”,而从来没有人提出文本自足性的问题:“有一点很显著,那就是所有的批评都认为王蒙就是故事中的‘我’,假设叙事者表达的观点就是王蒙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提出文本的自足性的论据。” Keyser Anne Sytske. Wang Meng’s Story “Hard Thin Gruel”: A Socio-Political Satire. China Information 7, 2 (Autumn 1992): p.1-11. 文学与生活、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问题被忽略了。而中国的研究者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以上两位研究者发表文章的时间(均为1992年)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所以他们还不能跳出争论有更深入的研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于《坚硬的稀粥》有了更新颖独到的发现。
  关注中国新启蒙运动的闵琳(Min Lin),把文学研究和思想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深入到《坚硬的稀粥》的文本内部进行分析,认为小说“表面简单实际复杂”,“与其说小说是对中国政治场景中某些党派和个人攻击和批评,不如说它是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深层矛盾和问题的揭示”,而这些矛盾和问题从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时就已经存在了。他认为小说是新启蒙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因为王蒙在描绘传统家长制的许多特性时,“突出了家庭结构的超稳定性和旧秩序的异常顽固性”,“在许多方面呼应了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小说“可以看做是对某些浪漫天真的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的批评,而王蒙因此可以稳稳地置身于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的主流中”。 Min Lin and Maria Galikowaki: Wang Meng’s “Hard Porridge” and the Paradox of Reform in China, in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Post-Mao Era. NY: St. Martin’s Press, 1999,p.71-88. 从小说结论可以看出,作者是通过文本细读来探讨王蒙这一身份复杂的作家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史。
  与闵琳把《坚硬的稀粥》纳入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不同,沙克哈·瑞哈夫(Shakhar Rahav)把“稀粥风波”纳入到布尔迪厄“场域”的框架内,虽然他也关注事件多于关注文本,但由于视角的不同,他的研究呈现出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沙克哈·瑞哈夫(Shakhar Rahav)认为“稀粥风波”正好发生在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间的过渡期。他的文章“试图阐明在这个过渡期形塑中国文化政治的各种力量”。他认为“稀粥事件”“标志着建国后政党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暧昧的合作关系的一种变化”:“在整个80年代,政党国家和知识分子大都在‘改革开放’的共识下合作”,但1989年王蒙离开政府职位则标志着知识分子和国家的联盟破裂,“1992年重新确认的改革可能提高了个人自由,但是它也使知识分子和国家更加分离,因为改革是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的”。作者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利用“场域”理论分析“稀粥事件”,认为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使王蒙获得巨大声誉,而这无形的象征资本“使他成为政党国家的文化部長,也使他在疏远国家并抨击它时有了可能性”。王蒙胜出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文化领域的迅速变化和国家文化机构可选择性的增加,责难王蒙的企图反而增加了他的象征资本”。所以,对王蒙的攻击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保守派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
欢迎浏览更多论文联盟首页文化论文文化研究文章
收藏 & 分享 推荐 打印 | 录入:yjiemm

本文评论   查看全部评论 (0)
表情: 评论表情符号选择 姓名: 字数
点评:
       
评论声明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内容分类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