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与意识哲学的反思与批判
摘要：在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而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即是“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现代性病灶的根源在于意识哲学，20世纪的西方人文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纷纷对以主客体分裂和对立为基本模式的意识哲学进行了批判，但是哈贝马斯认为，若想摆脱意识哲学的樊篱，必须建构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以及交往哲学，才可以解决传统形而上学解体所遗留的哲学难题，驱除日常交往实践的异化，重构本然的现实生活世界。
关键词：现代性；意识哲学；反思；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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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位对“现代性”反思的哲学家。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它不是过去的简单延续，而是新的开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和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自我改造。”哈贝马斯这样诠释：新的时代是向未来开放的。“当代”从“现代”中独立出来，也属于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它把与过去的分裂视为不断的更新。与“现代性”和“新的时代”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以及时代精神等概念，它们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哈贝马斯显然是赞同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时代及其内涵的把握的。但是当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建构把理性提高到“绝对理性”时，实际上将绝对理性置于废黜的境地，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建构现代性概念的尝试最终也归于失败。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与反启蒙意识对现代性的攻击，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不应抛弃，也是不能抛弃的，启蒙作为一个仍然具有潜能的方案，只能反思地继续。现代性本身并不是造成现代社会异化的思想根源，而是片面的理性发展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因此，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应该是既批判又不轻言放弃。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是现代性思想轨迹的转折点，因为它既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前提，又坚持了理性普遍主义的立场。
一、对现代性的诊断
韦伯继承了欧洲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的理性化、理智化、合理化发展，现代社会应该是出现正面、积极的人类进展历程，然而，最终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却得出了相反的消极性结论，即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这一悲观性结论改变了人们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态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的社会批削与文化批判就深受其影响而带有悲观主义的论调。节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中认为，价值理性是目的理性行为发展的动力。韦伯揭示了宗教冲动力对经济冲动力所产生的促发力量，显示了理念与精神伦理的感召力。新教伦理所信奉的禁欲主义与谋利冲动相结合形成了合理性的经济行为，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进程。然而，随着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财富积累与谋利活动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禁欲主义的精神支撑不见了。文化的世俗化在早期资本主义曾经带来了理性主义与生机勃勃的个人主义，而如今却生出了恶果：人们沉溺于卑微的物质享受之中，成为无心肝的享乐者。随着宗教世界观的崩溃，人类生存的意义统一性被打破了，现代社会成为一个“价值多神论”的时代。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科学、法律、道德、政治、经济、艺术，在合理化过程中愈益获得相对的自主性，最后导致各种价值之间无从避免的冲突斗争。理性本身裂变为一个价值多元状态，并破坏了自身的普遍性，它已经不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深层的价值和意义，这必然造成现代人的精神迷失、道德堕落。这就是现代社会“意义的丧失”。
人类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丧失也必然导致自由的丧失，这是韦伯对现代性的第二个著名诊断。意义丧失意味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进程是一个由价值理性异变为目的一工具合理性的过程。文化的合理化只是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只有工具性的知识可以得到理性的证明，价值与规范无法获得普遍的合理性。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释放工具合理性的潜能。因而，西方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在工具合理性的取向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行政组织对社会的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从效率、功效上看，远胜于历史上的其他组织形式：而经济活动则使得生产不再是为了维持必要之生计，而是经过有效的计算与管理来求取经营利润的最火化，然而，人被束缚在官僚机器中，泯灭了情感与精神价值，丧失了自主性与创造力，成为毫无尊严与自由意志的权力交换品；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在“无硝烟的战场”即市场中与他人竞争、争斗，成为赢利的工具与金钱的奴才。所以，行政管理与经济组织等行为予系统追求的是工具合理性，它们愈来愈自主化，愈来愈脱离了伦理道德价值而独立；这样，人越是追求个性完满与超越就越会同现代社会的规则与规章制度发生矛盾冲突。人脆弱得象一根芦苇。虽然会思想但却时时抵不过社会的铜墙铁壁的压制，沦为组织的附属物，人的行为自由受到了严重威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目的一工具合理性的行为模式，对人的本性、人的自由毋宁说是一座“铁的牢笼”。韦伯对此作出了无可奈何的悲观性陈述：“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认为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无奈与迷茫，乃至悲观失望。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的理论架构中之所以产生“理性化的吊诡”的二难困境。即理性化一方面促使个人的自主性增加，同时却透过科层官僚的支配而塑造出冷酷的制度性胁迫，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西方社会的理性化的分析是片面的、绝对的，虽然从出发点上来说，他力图用一种复杂的实践合理性概念把目的理性行为与价值理性行为协同起来，但是韦伯仅仅从目的合理性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合理化，没有把他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运用到制度层面上。对于行为系统的合理性，只有认知一工具合理性结构具有意义。哈贝马斯认为。这是韦伯寓于传统意识哲学、脱离语言研究人类行为的必然结果。目的一工具合理性的核心正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近代意识哲学就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单向角度去理解人的主体性与理性能力的。哈贝马斯指出，只有超越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用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用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韦伯的理论架构，就能重扬现代性的理论旗帜。
二、对病症根源一意识哲学的追诉
韦伯指出现代性所标示的理性本身是以工具理性为本质的，而工具理性是以实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因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