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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行政法之合理行政原则

来源:论文联盟  作者: [字体: ]

二、合理行政原则之必要性
  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与此同时,国务院提出了行政法所应坚持的六大基本原则,而合理行政原则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内容。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为,我国的行政法制定的完备程度仍处于稚嫩的婴儿时期,许多内容都是在实践和借鉴中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或许在许多领域,我国行政法的设定并不能足够实现合理完善地行政目的以及最优化的配置。因此,合理行政原则在客观上为行政法的具体实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指导标杆。即便在相关规定不完善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仍然可以通过合理行政原则的指导来实现行政目的。
  (一)合理行政实现之必要性
  合理行政原则作为六大原则中对于实质层面的要求,它在引导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会涉及多方的利益,大到国家权力、小到群众利益,这一切因素的权衡都需要一个标准去支撑,而这就是合理行政原则的应有之意。实践中或许会有几种原则的适用相互冲突的情形,假设在紧急情况下,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发生排斥必须二选一时,是应该兼顾还是做出突破性的选择,这是给所有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抛出的一大难题。从一则案例中即可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2002年5月20日上午8点30分,一头野生羚牛闯入陕西省四郎乡田玲村的一户农民刘永昌家中,将其本人撞翻在地并导致其妻子轻伤。村委会得知后立即向乡领导和县林业局汇报,后乡长于上午10时赶到事發现场并就地成立抢救指挥部。迫于情况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到场的领导不敢断然作出决定,因而又向陕西省林业厅汇报并请求指示,至此又过去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此时的刘永昌已经倒下近三个小时,生命体征越来越弱,亟待救援。可是伤人的野生羚牛仍在原地没有离开,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唯恐激怒它发生无法控制的场面。下午13时20分,陕西省林业厅才得到国家林业部门的指示,击毙羚牛,抢救伤员。而直至下午14时30分,野生羚牛才被警察在充分勘察和研究后击毙。此时救援人员进屋后才发现刘永昌已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亡。其妻子也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过程中不幸身亡。
  整个案件于上午8点30发生,但直至当日下午16时20分才有了最终的结果,且并没有得到双赢的结果:人的性命与野生动物羚牛的性命一个都没有保住。这其中错过了营救的最佳时期。这不禁让人深思:当合法的程序与最优的结果出现价值冲突时,究竟该如何取舍?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特殊情况,需要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须经国家林业局批准。”这一规定为政府在紧急情况下依旧层层上报、等待指令、不敢轻举妄动的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表面看起来也是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坚持程序合法的表现。但是行政机关的这一做仅仅是遵守了法的形式意义,而将法的实质意义抛在了九霄云外。由于死板地遵循合法的程序,并没有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做出合理的变通,以至于牺牲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也丧失了两条人命。
  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合法行政、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这一要求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在实质上是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提出的要求。可是,当坚持合法的程序并不能实现法益保护,或者有极大的丧失保护法益的可能性时,合理行政的原则才是更应当作出变通的选择,而这实际上也是对于价值的衡量与取舍,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作用。
  (二)合理行政要选择正确行为方式
  行政机关在实践过程中,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会对行政效果产生巨大影响。从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到最后作用于行政相对人,整个过程都存有—个法律空间去评判行政主体是否滥用权力或者选择了不当的行为方式。例如对于拆除违章建筑来说,行政主体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走到群众中与人民沟通,以和缓的交流方式动员行政相对人自行拆除;也可以直接委托有关部门驾驶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直接采取强制拆除;更有甚者采取更加危险而强力的方式直接将违章建筑炸毁。这三种方法都能实现最终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目的,然而这三种方式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行政相对人内心产生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柔性手段更容易让行政相对人接受针对于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于长久的法治教育和规制作用的发挥,能起到良好而积极的作用,也能推动官与民之间关系的缓和,有利于维护法律和公权力在群众心中的权威。而刚性手段虽然更容易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实现行政目的。但是这种方法更大程度上容易激化民与官之间的矛盾,不留给群众申诉或者提出异议的空间,并不能优化地实现行政立法本身意图规制和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合理行政原则要求在执法方式的选择上也要体现最低限度的合理性,不可肆意妄为、武断专横地执法。
  三、结语
  行政法从最初20世纪时期,只约束政府的羁束行为,而不约束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只解决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解决其合理性,演变到如今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相并列,共同构成行政法的六大基本原则之二。这一过程不但反应了立法者以及执法者对自身发展的逐步认识,更多地体现的是行政主体在实践中所不断强化的“社会本位”意识与人权保障观念。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就是依靠合理行政原则去分析判断,在必要的限度内基于最普遍的价值观作出取舍,以实现最终的行政目的。
  由于法律的空白滞后性,并不能完全将生活出现的情况都能够合理而恰当地适用法律。这个过程都需要行政主体发挥自由裁量权,用宏观的指导原则去指导自己做出最优最正确的判断决定。因此,合理行政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内容上的空白。即使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行政主体也不会毫无法律依据地随意处理问题。只要解决问题的核心标准是明确的,无论多么纷繁复杂的情况都不会违背行政立法的最初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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